自觉社成立以来，太虚先后赴武汉、北京、南通等地讲经说法，这一方面贯彻了觉“演讲佛学”的宗旨，一方面也使太虚通过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取得了居士阶层的大力支持，从而使其社会声望也有大为提高，为日后武昌佛学院的顺利开办奠定了基础。
　　1919年5月，黄葆苍突然带了四川的董慕舒、李锦章两人到宁波归元庵找到太虚，请求太虚为他剃度。原来去年秋天，黄葆苍去得重庆经商，正值佛源法师在重庆讲演佛学，董慕舒、李锦章等人先后皈依，并与一同听讲的黄葆苍结为法友。董、李两人有阅读了黄葆苍带去的《道学论衡》等书后，对太虚备致倾慕。一致觉得非出家专修数年，不足以担任荷佛法救世的大责任。于是决意前往宁波，请太虚为其剃度。因黄葆苍的出家，很难得到其兄及妻儿允许，因而一行人秘密来到宁波，并各自作了极为恳切的出家发愿文。太虚感其诚，便将他们带到鄞县天王寺，由玉皇陪同礼忏数日，先授菩萨戒，再行剃度，并令其潜修。到秋天，太虚又带他们往金山寺受戒，并按年龄长幼，从临济宗法脉为其依次取名，黄葆苍法名传心，并大慈；董慕舒法名传佛，字大觉；李锦章法名传众，字大勇。三人于是成为太虚等一批真正的出家徒弟。
　　1919年底，大慈等人在金山寺受戒出堂。大觉、大勇暂留金山禅堂参学，而大慈妻儿经其一番苦劝后也终于同意他出家，并资助他购得杭州西湖南山之净梵院，让他闭关潜修。为此，大慈将院委托玉皇管理，并力邀太虚前往净梵院。于是太虚决定结束上海的觉社活动，前往杭州。
　　觉社成立一年多来，按太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的社会组织设想，基本起到了佛学研究社、通俗宣讲团以及佛教文化教育书刊出版发行机构等项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太虚推行的佛教改革由失败转向局部成功的第一步，也是太虚与居士成功合作的结晶。但觉社由太虚亲自解散，而未能获得长足发展，如规模扩大并在其他城市建立分支机构等，似乎也暴露了太虚做事不够扎实，缺乏恒心等性格弱点。尽管如此，觉社的遗产——《海潮音》杂志依然存在。通过觉社的活动，还为太虚佛教革新事业的下一步作好了铺垫。
　　
继上海、北京的局面打开后，《海潮音》的创办和汉口佛教正信会的成立，标志着佛教革新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2岁的太虚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佛教领袖人物。
　　
　　1920年1月，太虚为弟子大慈举行入关礼后，便在净梵院静心编辑《海潮音》。此时云南都督唐继尧慕名派代表专程赴杭州，礼聘太虚赴云南弘法。太虚因《海潮因》正在编辑中，而云南又路途太远，便谢绝未去。在太虚的努力下，《海潮音》第一期很快出版了。太虚所作的《出版宣言》中指出，所谓“海潮音”，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其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太虚依据佛性论指出：大乘佛法真义是人人心中所本有的，《海潮音》能够帮助人们找回来，并要将这大乘佛法的真义提升到了人海思潮的最高层去，为现代心作“正思”的标准与表率。《海潮音》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近代佛教影响最大，维持最久的刊物，也为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提供了一个稳固而坚实的舆论宣传阵地。
　　然而，太虚的名声既起，有许多事就由不得自己了。他想安居编辑《海潮音》也不行，不得不四处讲经弘法。鞍马劳顿中，《海潮音》的编辑工作便只能在车轼舟舷中进行。为此，太虚觉得有必要另找一人专门负责《海潮音》的编辑，当时想起的合适人选便是湖南僧人善因。当初办《觉社丛书》的时候，善因便因经常投搞而与觉社时通音讯。不久，太虚因佛学修养深厚，讲演方式通俗，而受到京、鄂、粤多数信众拥护，道誉日隆。然而在出家僧众中，或囿于传统，或拘于宗派，更有惑于大闹金山之泻染，反而流言四起，对太虚多有诽谤。为明了究竟，当太虚在武昌讲《楞严经》时，善因特意赶往聆听。他所见到的讲经的太虚，香花供养，端身正堂，法相威严。而听讲的居士，也个个念佛礼佛，行位坐卧，鲜有不符佛制。更有一班德高望重的老居士，屈膝膜拜在仅三十出头的太虚座前。太虚倘无过人之德，岂能如此？尽管众口铄金，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善因因此与太虚也交谊日厚。太虚决定从次年起，《海潮音》交由善因编辑，并将编辑部迁往汉口。1921年初，《海潮音》第二卷第一期出版后，社董王韵香等人来函表示不满，而善因而亦觉编辑工作需要太虚指导。为此，《海潮音》又迁回杭州编辑，善因则住杭州兜率寺。到10月，因善因患病回湖南休养，时在北京讲经的太虚与众人商量后，便将《海潮音》编辑部迁往北京，由史一如编辑。
　　1920年初，太虚还被推举为杭州西湖弥勒院及大佛寺住持。原来，先前有温州僧人心融任杭州灵隐寺住持，同时兼管弥勒院。他凭借同乡军官势力，为人极为骄横，在当地胡作非为，劣迹斑斑，引起周围僧俗极大不满。有人列举其罪恶，控告于地方官府。杭县县长吉檀下令撤了心融灵隐寺住持一职，并由寺僧选请慧明法是现接任住持。心融洽想继续保持弥勒陀住持的地位，以慧明为傀儡，重新把持灵隐寺。寺中知客慧果、隆修等人，怕心融再回灵隐生事，便联合绅僧从人再次呈文官府，请求严惩心融，剥夺其兼管之弥勒院，另选住持。结果在王县长通辑下，心融逃往他处，而弥勒院僧人有的害怕心融余势，有的则想霸占寺院。为此，慧果等人联名推荐太虚胶往接任住的持，太虚受命前去接收。刚开始时，太虚全仗灵隐寺派人前来代为料理日常事务。几个月后，渐渐有了头绪，一切也都趋于正常。根据《西湖志》记载，弥勒陀与相邻大佛寺原一气相连，在宋代僧名兜率寺，太虚便为其恢复旧名。其时正好康有为自海外归来，隐居在西湖厂家山，因而与太虚时相往来，太虚便请其书题“兜率寺”匾额，悬挂在大佛寺山门以重振古寺风貌。当时，太虚因《海潮音》编辑室没有在净梵院，因而常泛一叶扁舟，来往于西湖南边的净梵与西湖北边的弥勒两寺之间，从事刊物编辑与寺院管理工作。其后，因太虚忙于外出讲经说法，弥勒院先后由奘年、士达、大觉等代为管理。
　　在此期间，太虚还忙里偷闲，撰写了多种文论。其中，《新的唯识论》是吸收新近各派学术思想以阐明唯识论，是古老的唯识学开新之作。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文明破产说一时兴盛；而“五·四”掀过了一轮新的思想解放潮流，各种新思潮又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者探究的兴趣。对此，一向以救世度人的为己任的亦倾注了极大关心，他的《论陈独秀自刹论》、《昧盦读书录》、《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篇》等便是依佛法对社会上的文化热点及时作出了回应。尤其是《近代人生观的评判》一文中，太虚对陈独秀、刘经庶、托尔斯泰、沈仲九、蔡元培、泰戈尔等主张的不同人生观进行了全面剖析，把它们归纳为人本的、物本的、神本的、我本的四类，即社会本位、自然本位、上帝本位和个人本位；并指出；对当今社会而言，这四种人生观都各有所长，但若离佛法，亦各有所蔽，若得佛法以抉择统摄之，则各能得其当。这代表了太虚一贯的著作风格，以此回应了20年代初非常热烈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至于新佛教的人生观如何？太虚没有明白地讲，也话就是超脱而又进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