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打算在金山寺创建佛教大学开始，到1922年武昌佛学院的成功开办，十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以特定视角看，太虚有了佛教革新的基地，其事业也日趋鼎盛。
　　
　　在上海盘桓数日后，太虚又沿江西上，一路经南京、安庆、九江等地，并于8月回到汉口。此时离预定的开学时间已经不远了，佛学院的主要发起人再次集会，决定正式成立武昌佛学院董事会，原创办人都改称董事，并推选梁启超担任董事长（后由陈元白代理），太虚对梁启超的著作曾精心研读，甚至其文笔也一度受梁影响甚深，因而对这位近代中国思想界名流也慕名已久，而两人的真正交往却是从之时开始的。董事会还任命孙文楼为会计，王又农为文秘，并推李隐尘担任院护（即副院长），主要负责院长与董事会之间的联络。此外，太虚的一些故交、弟子等，亦在院中任职，智信任监院，大觉任学临（负责管理学员），玉皇则任庶务，协助太虚处理日常事务。这样，一个有效的能顺利运作的学院管理班子也成立了。
　　9月1日，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这天，武汉地区各界名流、地方长官及佛学院董事等济济一堂，参加典礼。湖北督军萧耀南也到场致词。一时间，宾朋满座，盛况空前，武汉地区的佛教活动，也由此趋于鼎盛。
　　至此，太虚建立佛学院，培育僧才的理想已经实现了第一步。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了佛教革新基地。然而，问题在怎么巩固发展？
　　此时，武昌佛学院正式录取学生60名，（后来又有学生陆续前来，最多时有百余名）。按太虚的设想，武院第一期主要是培养僧师范人才，类似普通高等师范学院，学生毕业后，出家者从事任教及整理僧伽工作，在家者则组织正信会，在社会上推广、宣扬佛教。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基本上按中国传统禅林规范，并借鉴他考察日本佛教所得的部分经验。每天按排5—6小时的课堂学习，以及3—4小时的自习时间，此外还规定学生每天必须早诵或坐禅一小时，晚诵一小时，晚诵主要是《弥勒上生经》及念《弥勒菩萨经》。学生的三餐供应参用丛林斋堂制。
　　对于学院的课程安排，太虚计划第一期学生三年毕业，而第一学期主要是讲授学常识，以培养学生对佛法的基本信仰。主要课程有：佛学方面由释空也讲授《楞严经》；太虚讲世亲《发菩提心论》和《瑜伽真实义品》，后来改为《大乘起信论》；史一如讲授小乘佛学。此外还有历史学，由太虚讲《佛教各宗派源流》，史一如讲《印度佛教史》。哲学方面，由史一如讲《印度六派哲学》；国文则有杜汉三等人教授，并开设有英、日文课程。同时，为了给学生将业研究佛学培养基础，太虚还讲授《八啭声义》、《六离合释》等，史一如讲《因明入正理论讲义》。而各课教材，除了太虚编写了讲义外，其余大多是史一如翻译的日本佛学办研究成果如《小乘佛学概论》、《俱舍颂讲话》、《印度佛教史》等。为了加强佛学院的教学效果，先前由李隐尘等人出资办了一个正信印书馆，聘孙文楼任经理，专门负责大规模印刷流通佛教典籍与佛学院讲义，而《海潮音》亦迁到武昌，仍由史一如负责编辑，这样无疑又为佛学院增添了两大舆论阵地，也给师生提供了学习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
　　连日来，由于筹办开学，加上学院的日常管理工作以及繁重的教学任务，使太虚极为劳累，然而此时太虚的心情却异常轻松和愉快，望着自己一手创办的佛学院，太虚仿佛一个怀胎十月的母亲望着呱呱落地的新生婴儿一样，在喜悦中更蕴育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冀！为此，太虚带着一种更为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
　　在这些日子里，太虚除了忙佛学院的工作外，还应邀到社会上去宣讲佛法，并一再引起轰动。这年春天，曾有黄陂县的知事谢铸陈发心学佛，他联合了乡绅赵南山、陈叔澄等邀太虚前往宣场佛教。当太虚等人应邀到达时，谢铸陈早率领卫队等候多时，见到太虚等便鼓乐齐鸣，列队相迎，并一路敲打着进入县署。所到之处，村民聚众观看，一时竟致万人空巷。此后，太虚还应武昌中华大学之邀，每星期去讲一次印度哲学。而李时谙主持的汉口佛教会也时常请太虚过江说法。不久，武院放寒假，太虚放弃休息，应邀外出讲经弘法，经宜昌、枝江、沙市、荆州等地，使这一段长江苏流域到处弥漫佛化的气氛。在此期间，太虚的弘法活动也接连掀起高潮，各地诸多信众，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慕太虚之名而纷纷皈依佛教。甚至一次在皮剑农故乡，有当地驻军一个连，自连长以下全体官兵均受皈依。更有陕西佛教会，久慕太虚法誉，辗转远道而来，商请太虚前往说法。太虚因佛学院事务繁忙，不便远行，不得不婉拒了。
　　这年冬天，湖南信众曾派人专程到武昌佛学院，请太虚前去担任大沩山住持。原来宁乡大沩山，本是禅门沩仰宗千年祖庭，几年前被土匪所毁，寺院旧址，几成废墟，而湖南省教育会更觊觎寺立。为此太虚老友惠敏、开悟等人劝请太虚前往恢复祖庭。12月，太虚专程赴沩山，对保护寺产，振兴古刹各事作了妥善安排。他还计划由沩山实验开始，各县建立县级佛教财产经管区、经忏应赴区，几个县联合建立道（相当于省辖市专区）一级教区，省建立省级教区。通过这种办法把一般散沙的中国佛教徒组织起来，并为佛教教育与慈善事业提供经费。只是在四分五裂的中国，这种计划纯属空想，连太虚本人也绝无可能长期留在沩山。因此，不久太虚特委释性修为沩山监院，代为管理。性修去世后又交与释岫云，到1937年始山释宝生继任住持。太虚自己则负住持名义达15年之久。
　　在岁月匆匆的脚步中，武昌佛学院第一届的学生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二学期。尽管院长太虚因过度劳累病了10多天，但1923年3月，学校还是如期开学了。这一学期，按计划主要讲三论。由太虚亲自讲《三论玄经》、《十二门论》及《百论》，释空也讲《大般若曼殊室利分》，史一如继讲前课，释能守也助讲佛学，并另外开设一所佛学院附属小学，由佛学院学生默庵，程圣功及陈维东等授课。在这学期，还增聘张化声来讲《中论》兼授国文。不久又聘唐大圆来讲中国哲学。张、唐二人，博学多才，他们的加盟为武院增添了新生力量，事实上他们日后确实成为太虚的得力助手，对太虚的事业发展帮助颇大。
　　就在这一年年初，在北京青年张宗载，宁达蕴等来武昌佛学院求学。他们曾为“五四”运动骨干，在北京发起成立“新佛教青年会”，并编辑《新佛化旬刊》在北京发行。从会名看，显然受到《新青年》杂志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从思想源头看，他们也通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这时提出的“整理国故”主张，了解到传统文化包括佛教不可能被撇开，了解到“宗教改革”曾是西方近代文明之源；（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进而要求革除传统佛教的一些弊端，与太虚主张的佛教革新一拍即合。他们到了武院后，又结识了陈维东、周浩云等人，彼此谈起来，亦觉志同道合。太虚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便让他们改称“佛化新青年会”，一方面在汉口佛教会内作青年工作，编《佛化新青年》杂志。另一方面在北京及全国开展佛化新青年运动。而他们也奉太虚为导师，依据太虚在《人工佛学之新僧化》中倡导的农禅合一，工禅结合及僧人自食其力的主张，提出“和尚下山”、“服务社会”等口号，积极推行太虚提倡的新佛教，成为太虚佛教改革运动中极为激进的一翼。此后，张宗载、宁达蕴等又应激前往黄陂宣讲青年佛化，并创办了佛化小学。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到北京访问，对佛法颇有赞美。不久，又专程到武昌，陈维东等人以“佛化新青年会”名义主持了武昌各界对泰戈尔的欢迎会，并邀泰戈尔与太虚会晤、交谈。太虚提出“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而不要像中国某些无聊文人和政客，仅在口头拥护佛法，说过便完，不在行动是倡行佛法。当然，实际上这些话并非对泰戈尔说，而是为佛化新青年运动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