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武昌、广州两地同时请太虚前往讲经。原因是去年在北京时，一位陕西籍国会议员李观初曾听太虚讲《维摩诘经》而发心学佛。他后来至广州加入了支持孙中山的非常国会。当时广州东堤有一国会议员俱乐部，由百余名议员组成，李观初亦加入其中。不久，他又和百余名议员一起发起成立庚申讲经会，电请太虚前往讲经。而武昌李隐尘、陈元白等人亦组织起百余人，假借龙华寺佛殿作讲堂，并于龙华寺设榻，专候太虚前往讲经。5月，又派陈性白专程到杭州迎请。太虚盛情难却，决定先赴武昌，而委其同学开悟赴广州讲经。
　　太虚在陈性白陪同下达武昌，便在龙华寺开讲《大乘起信论》，并编成《起信论别说》，随时刊布。这次讲经为了便于听众理解，太虚首次参用了演讲方式，即在讲座两旁设的黑板，太虚在当中或坐着讲，或站起在黑板上写演示，使听者能边看边听，更容易理解所讲经文内容。因此这一方式很快得到广大听众的认同，前来听讲的人越发增多。太虚首开风气的这一讲经方式日后也为其他法师广泛依照。
　　当太虚正在武昌讲经时，又接到广州来电，说广州信众在听开悟讲经后，仍然热切盼望太虚前往，并已派李观初专程赴上海迎候。太虚本应武汉信众之请，打算再续讲《楞严经》。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暂时中断武昌的讲经，先赴广州，以慰渴望。于是太虚与武昌方面约定待秋天有空再来，便于7月返回上海。
　　随后，在早已等候在上海的李观初陪同下，太虚到了广州，并在东堤议员俱乐部开始讲经。太虚以《佛学导言》为大纲，扩大成8章77节，并将每天要讲的章节科目及各要点、名词等油印、分发。讲经时，又有胡任友兄弟在旁记录，并译为粤语。因而讲经也极为成功，龙积之等人陆续皈依。
　　此时，中国政局又陷入更大的纷乱之中。自袁世凯死亡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据一方，为各自集团利益而长期混战。1920年7月，北方发生直皖大战，并很快以皖系失败告终，一度把持北京政府。而在南方，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不久归国，并于1917年发动护法战争。以期恢复民国约法与国会，可惜再度受挫。“五四”运动后，阴着民众的广泛觉醒，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深受鼓舞的孙中山又集结力量，并趁北方军阀混战之际，于1920年8月令所部陈炯明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粤桂战争爆发了。
　　粤桂战争的峰火很快波及广州，在广州讲经的太虚、开悟等人在龙积之陪同下，不得不前往香港，以避战祸。在香港逗留期间，香港中美轮船公司董事长陆蓬山等发起请太虚讲演佛法。于是太虚应邀在名园进行了为期3天的讲经活动，这开启了香港宣讲佛学之风。在香港逗留十余天后，得陆蓬山之助，太虚等人搭乘中美船公司的邮船返回上海。不久，太虚回杭州休养。
　　因事先有约，这年10月，太虚再次到武昌，住在皮剑农家。随后便在湖北教育会的会议厅开讲《楞严经》。讲经之余，太虚与武昌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与交谈。由于他知识广博，谈吐得体，因而深受众人推崇。到了冬天，李隐尘等人发起求受三皈依戒。在授戒这天，武昌军政商学界名士执弟子礼者共30余人，其中包括李隐尘、李时谙、陈性白、皮剑农、赵南山、刘东青等。一时间，武汉学佛之风大盛，而太虚也因此法名远幡，声誉日隆。
　　当时，还常人有慕名从汉口过江，到武昌听经。后因人多来往不便，便坚请太虚赴汉口讲经。于是太虚由李隐尘陪同到黄冈会馆的帝主宫，讲了3天《心经》，讲演内容由史一如笔录并整理为《心经述记》。随着讲经活动的展开，武汉三镇慕名请求皈依者接踵而至，总计竟达119人。面对如此盛况，为进一步弘扬佛法，太虚不失时机，当即决定成立汉口佛教会，由李隐尘任会长，李时谙等负责筹备。该会不久改组为汉口佛教正信会，成为华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独立居士团体。与此同时，湖南佛教徒闻风而动。仇亦山、林特生及湖南省长赵恒惕等派周振寰往汉口礼清太虚赴长沙讲经。太虚与李隐尘、陈元白等随即又到长沙宣讲佛法，亦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在太虚的推动下，继上海、汉口后，又一重要居士团体——长沙佛教正信会宣告成立。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受此影响，全国各省、各大城市建居士林，开讲经会之风如巨浪决堤，势不可挡。短时间内，华北、天津、南京、重庆、成都、甚至香港都相继成立了类似居士团体。其成员与骨干有相当部分是著名工商业者，其中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伺创办人简玉阶、简照南兄弟，著名华侨陈嘉庚、陈敬贤兄弟，“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纺织大王”穆藕初、先是“面粉大王”后又成为新的“纺织大王”的宋宗敬、荣德生兄弟，“橡胶大王”吴南浦等。
　　民族工商业者之所以大批投向佛教，而且倾向于新佛教，其原因自然各不相同。其中既有佛教传统影响，也有出于解脱个人生生死因惑的需要，但基本的一点则是太虚提倡的新佛教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不排斥西方近代文明。照理说，与近代文明一同发展的民族工商业家，应与已近代化并在中国大都市立住脚的欧美新教更为接近。事实上聂云台、穆藕初等也曾经加入基督教，但他们最终仍虔诚地皈依了佛教。其原因恐怕是一方面，基督教的理性缺乏解开中国民族情结之力。另一方面，依仗不平等条约在华传播的基督教早在民众心目中埋下了不利其进一步扩散的种子。而植根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者深知，提倡“国货”、“国学”比披上“洋教”外衣对其事业发展显得更为有利。当然，正宗“国学”主要指儒学，但传统儒学世界观在近代中国显示出处处破绽，而新儒学刚萌发，作为学术，又缺乏宗教的神圣性及其感召力。尤其是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需要倡导儒学，更增加国人厌恶。而佛教，尤其是太虚等倡导的新佛教，正如穆藕初所讲，可以纠正人心，可以提起到与基督教类似的针砭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之弊病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抚慰人们在竞争中受伤的心灵，使人振奋精神，服务于社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新兴中产阶层的精神需求。　　　　
　　民族工商业者的大批皈依佛教，使中国中产阶层成为新佛教的社会基础之一显现了可能。这一方面为佛教革新提供了大量的必要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使新佛教亟需的理性精神获得了佛学之外的新的滋养源泉。加上一批老同盟会员为太虚鼓吹，为佛教救世推波助澜，使年仅32岁的太虚在普陀反思后没几年，就拥有了全国性声望，成为佛教新派公认的领袖。
　　
　 尽管依靠居士力量跨出了佛教革新的成功步伐，但太虚念念不忘的还是僧众，是僧制改革。机会终于来到，他接管了有名的“西湖十景”这一——西文净慈寺。这里可以创设一个“模范道场”，僧制改革可以由试点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