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主译因不通汉语而无从审阅笔受所写文句的正误，但译场中亦有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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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高深的僧人去检查译本有无乖离原旨的地方，这种审查员在后来有了「证义」的正式职称。[12][12]

　　魏晋以来的翻译方式，后来发现有不少弊端。首先，它相当于一个公开的演讲讨论会，任何人都可以借「闻法」的名义来参听。听众的程度既参差不齐，而即使其中有些问题肤浅无聊，主译也不能不加解答，于是翻译的时间被延宕了。再者，参预的听众中难免混有不肖之徒，他们会借发问来嘲谑主译，趁机捣蛋，于是译经事业所受的滋扰就大了。[13][13]

　　因此隋朝以降，译场中人总结经验，改为集合专才，作闭户研讨的方式，不再公开宣讲。例如唐代玄奘三藏（602～664）开译之时，政府替他从黄河流域各寺院中挑选精通佛理的僧徒十二人充「证义」之员，专负责审查译文中有无因太着重词藻华美而乖离经文原义之处；另选文笔优美的僧徒九人担任「缀文」之员，专负责整理译本，联缀译句成文；又有精通中国文字学的沙门一人作「正字」之员，负责审查译文用字的得失；更有华僧一人作「证梵语梵文」来帮助奘公处理梵本中的问题，全部助手仅有二十三人，而他们都是各有所长的专家！此外，另设若干负责笔录的「笔受书手」而已。上述诸人是闭户工作的，因为译场所在的慈恩寺设有守门人；阻止闲杂人等进来参听，故奘公跟助手们便从容专心研讨经义应如何译出。[14][14]

　　唐代（618～907）自玄奘而后，译场都采他那种专家研讨会的闭户译经方式，而分工更细。

　　在文笔处理方面，「缀文」之外更增加了「润文官」之员，这是出诸玄奘对唐高宗（650～683在位）的请求；选派一些文笔好的文臣来帮忙润色译文。奘公何以有此请求，原来古时印刷术未发明前，书籍靠抄写流传，文章好的大家乐得念也乐得抄，流传亦易。玄奘明白这一点，知道在自己监督之下，使经文在润色后仍能不失佛意，这种文艺加工是需要的。奘公身后，润文官或置或否，而僧徒中也有过担任「润文」的人。[15][15]

　　在证义方面，玄奘以后的译场依然设置，但其中「正字」之员不常置，反之，「证梵语梵文」之员却有更细的分工，他们是：

　　(1)「证译语」，这是缘于印度僧人菩提流志（Bodhiruci，卒于727）主持译场时，担任传语的是两位通汉语的印度居士，译场中人生怕他们用汉语转达主译的讲解时或会讹误，故委一位出生和落发都在中国的印度僧人任此职，专听审他们有无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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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译的话。在后来，华僧义净三藏（635～713）主译之时也有设此职，大抵净公怕自己以华人当主译，口译有误而不自知，故仍找懂汉语的外国居士来随时指正自己。

　　(2)「证梵义」，也是义净主译时设置。也许净公深怕自己对原文义理了解不够，故找两位外国法师来帮忙参详原文。

　　(3)「读梵本」，亦义净主译时所置。原因宣读梵文本来是主译的责任，义净梵文虽好，但读诵时若求声调正确，不若交给印度人代读更胜。

　　(4)「证梵文」，亦见义净的译场，此职负责注意梵文形式的表达，遇上原文有讲不通的地方，要能够加以解释，使原文意义能正确表达，而译出时不至有误。[16][16]

　　由是可知，往后的译场越来越注意先弄清楚梵文原本的义理与字句的发音。可见华夏译经的工作态度是如何的认真，故不特使释迦遗教广传华夏，更嘉惠于日、韩、越三邻。

二
　　至于大乘佛教能在东亚奠基的另一要素，则关乎僧徒的外学修养。原来佛家称本教义理为「内学」，而教外的所有学问都通称「外学」。据拙作《中国沙门外学的研究～汉末至五代》（以下简称《外学》）[17][17]　所考，知道中国沙门的外学修养可谓五花八门，往往一人兼通四、五种外学。限于学养，仅能论及其中十二门学问。[18][18]　现在谨将它们逐一介绍，并略陈每门学问对弘扬佛法的助力：

　　经学──自东汉以迄南北朝，饱受儒学教育的高门大族一直是社会的中坚，中夏沙门为了争取他们的皈依，于是便研习儒门的五经，了解大族中人物所从事的学问。不然，彼此即使晤面，也找不到共通的话题作为交往的开始。再者，佛教是外来宗教，沙门既刻意将佛陀遗说推介给自己的同胞，就得先了解中国人最基本的思想──儒家经典所载的「先王之道」，始能导人由儒入佛。[19][19]

　　小学──沙门既要研读五经，就得先通音释训诂之学，不然将无从了解五经中的难字奥义。因此，中国沙门也有人从事于此。此外，训诂知识对翻译佛经有大助，这点且留待下一节详陈。

　　诸子──沙门除了从经学去了解中国人最基本的思想而外，更从研读诸子──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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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道家和墨家那些跟儒家对抗的思想，从更多方面去了解中国人的各种思想，方能更有效地推广西竺传来的、内容跟中国思想很不相同的佛教于华夏。再者，中国的老庄哲学跟佛家思想最接近，故借用老庄思想去帮助闻法者了解佛法，在魏晋初期效果甚佳。更有进者，在清谈流行的时代，不通老庄又哪能跟清谈之士接近？早期译经中往往牵强地引用老庄术语来翻译佛家名相，使华人容易接受这些充满老庄术语的汉译佛典哩！[20][20]

　　史学──中国古时佛门中人往往童年出家，对社会接触面极有限，除了寺院中的师父及师叔伯；同辈师兄弟而外，唯有入寺拜佛的善信。然而当他们受具足戒而后，是要离寺游方参学的，此时节，一位毫无社会经验的小师，又如何面对寺院外面的险恶世途呢？于是他们阅读俗世的史书，借用古人的经验为经验，作为在外应付五浊恶世的参考。由于读史，他们也进一步执笔撰写纪述佛教本门事迹的史书，历代成绩斐然，[21][21]　以致佛教史学在中国史学中成为一条重要的支流。

　　赋诗──沙门所以从事赋诗，一方面是沙门有游方的传统，游方之时经常遇到优美的风景，可刺激其中有诗才者的吟哦。二来中国士人喜欢赋诗，吟诗吟得好的人受大家敬重，倘使沙门跟儒士交接之际表现优异的诗才，则对弘法有助。[22][22]

　　文章──沙门所以从事文章的写作，固然缘于中国士人重诗同时也重文，文笔好的人受他人敬重。而文章之有助于弘法，更有三点：第一，翻译佛经之时要有好的中文文笔。其次，中国沙门对佛法的解说，往往借着发表论文，或注解佛典而表达。倘使申论或注释之时文笔流畅，则更易吸引读者。第三，古时佛教在华不断受到儒、道中人的攻吁，沙门为了护法而不得不磨砺自己的文笔。因为行文能力差，在笔战中是注定要输的。[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