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123

（Asmagarbham，即玛瑙），七牟娑落揭拉婆宝（Musaragalavh，即车渠）。是诸池中，常有种种杂色莲花，量如车轮，青形青显青光青影，黄形黄显黄光黄影，赤形赤显赤光赤影，白形白显白光白影。（页348下～页349上）

我们比较两译，当发现奘译比较详细，应该是忠于原文的译本。反之，什译漏去许多东西，近乎略译，例如「八功德水」是什么？什译没有交代。又如「七宝」，据奘译知道是在「妙宝树」上，而什译简略，会使人误以为它们嵌在「四边阶道」上了。

　　然而什公译经注重音节，例如七宝次序，据奘译应该其中以「赤真珠」在「玛瑙、车渠」之前，而什译作「砗磲，赤珠，玛瑙」，为了音节流畅易诵。反之奘译因忠于原文，读来不免拗口，因此历来丧事中为死者诵经时都采用什译，因为和尚们念起经来较为舒服。

　　从上面的例子，知道华人看重译笔流畅的佛经，而非忠于原文的翻译，因此汉译佛经往往走样，不能拿来还原作梵文。这点可以从季羡林先生〈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35][35]　页179～页180所举的梵本原文、唐义净三藏所译与乎季先生据梵本再译的例子，便知古时译经是如何的走样。

　　缘于汉译佛经往往不依原文，因此今日的日本佛学者大声疾呼地提倡诵读原典。实则这一问题，隋代的释彦琮已注意到，唐释道宣（596～667）《续高僧传》（《大正藏》册50）卷2〈隋东都上林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略云：

释彦琮（557～610），俗缘李氏（页436中）。久参传译，妙体梵文，乃着辩正论，其辞曰：梵有可学之理，因何不学，服膺章简（「章简」指汉文译本），同鹦鹉之言。彼之梵法，大圣规谟，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向使纔去俗衣，寻教梵字，亦沾僧数，先披（贝多）叶典，则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页438）

彦琮主张凡属出家之人，应该一开始便学习梵文，以便直接诵读梵经原本，用谋更能直接了解佛家真理。上述一番话，自然而针对译本跟原本有距离，有乖异而发。

　　然而这主张在中国的环境中是行不通的，明王世贞（卒于1593）《弇州山人续稿》[36][36]　卷54〈刻大藏缘起序〉[37][37]　略云：

页124

以汉儿习梵语作梵字则甚难，而法不广，以汉语度汉字传佛印则甚易，而法亦流。（页2769）

可谓一语道出翻译的需要。我们都知道佛法所以能够广流华夏，是跟魏晋的清谈风气有关。当初知识分子的清谈是谈论老庄思想，而《老子》跟《庄子》的内容很有限，正快要谈不下去之际，佛教中的般若空宗思想传入中国，这种思想跟老庄接近，于是提供了清谈的大量补充数据，清谈家也转而为「老庄般若并谈」。而知识分子了解西竺的般若学，是通过译本而知。要是依彦琮之说，停止译经，沙门都学梵文读梵本，则佛法只有困于寺院之内，跟社会完全脱节，哪又谈什么弘扬释迦遗教？日本学者们的呼吁诵读梵文原典，是站在研究佛教哲学的学术立场，非关弘法。

五
　　前节指出汉译佛典是往往走样的；跟梵文有所不同的，然而华夏跟日、韩、越的僧俗在过去依汉文译本来了解佛说，自然也产生种种问题。

　　首先，中国人的接受般若学，是为了补充清谈资料的不足，并非要认真地了解佛教的真理。任继愈先生在所撰〈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38][38]　中指出般若学「介绍到中国后，当时的中国学者和僧众并没有完全按照印度原来的般若空宗理论理解它，而是用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迎接」。[39][39]　换言之，华人在开始时便未有意去了解佛教真义，而是各取所需地去接受佛教，于是译笔流畅的，合符读者口味的佛经便流行，不然只好永远被禁锢于寺院藏经阁的书橱之中，少人翻阅。

　　其次，古时华夏僧尼每人都受过儒学教育，[40][40]　缘此基础，他们兼及其它外学的研治。当这些身具外学修养的出家人研读佛经之时，多少会参以儒家或道家的理论去了解，于是在他们撰写佛学论文或注解佛经之时，多少会引述外学方面的知识于所著之中，如释僧肇（384～414）的名著《肇论》，内中便引述了《论语》、《老子》和《庄子》中的话。[41][41]　然则其它僧侣所撰佛经注疏，亦难免有此现象。可惜仕邦向来不

页125

治有关思想的题目，亦无暇细查，只好在这里提供这条线索供有心人注意。

　　缘于沙门所撰佛教论文或经论注疏会揉杂了佛教以外的思想，也就是将不纯粹的佛教义理向外推广。

　　第三，佛家名相往往译音不译义，有所谓「五不翻」之说。[42][42]　音译名相所用的汉字是为了标音，其汉文字面是毫无意义的，例如「盂兰（Ullambana，祭饿鬼的节目）」并非说「盂」中有「兰」，「舍利（Sarira，僧尼圆寂后焚身所余的骨籍尸灰等）并非「舍（安置）」之则「利」，「尼师坛（Nisidana，羊毛造的坐具）」更非「尼师」们诵经的法「坛」。然而每一个汉字都有自己的形、音、义，习惯使用汉字的人，竟往往根据音译名相的字面作出种种离题万丈的联想。任继愈先生在〈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43][43]　找到一个有趣的例子，略云：

比如「悉檀」一词，本是梵文的Siddham的音译，或译作悉谈，意思是「成就」。但天台的三大著作之一的《法华文句》就抓住悉檀两个汉字大加发挥，慧思、智顗都作解作：「悉之言偏（按，即「遍」），檀为施。佛以四法普施众生，故言悉檀。」（页57）

可为这种离题万丈的荒谬联想的代表。继愈先生也说「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不必多举」。（同页）

　　在此情形之下，华夏佛法自然越来越乖离印度佛法的原来精神与面貌，因而渐渐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汤用彤先生在〈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44][44]　中略云：

外来思想必须有所改变，适合本国思想，乃能发生作用。不然则不能为本地所接受，而不能生存。所以印度佛教到中国来，经过很大的改变，成为中国的佛教，乃得中国人广泛的接受。（页122）

缘于佛教的「中国化」，自然影响研诵汉译佛典的日、韩、越，因此，大乘佛教在东亚可谓「中国化的大乘佛教」。

　　佛教中国化以后，也能推展出新的发展，禅宗的创立不必说了，禅宗以外的佛教义理推展，也有西竺佛法不及的地方。如东魏杨衒之（约532～547时人）《洛阳伽蓝记》（《大正藏》册51）卷4〈融觉寺〉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