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女性
时间：2008-07-28 18:43来源：香港宝莲禅寺作者：释昭慧 点击：
一、前言
首先，笔者愿意简单地把自己这几年来在佛教中“解构男性沙文主义”的背景--“台湾比丘尼经验”--说出来与读者分享。
台湾比丘尼无论是在质与量或哪一方面的总体表现，都算得上是古今中外佛教界的“异数”。论其质，有大量充满理想抱负的女性杰出知识份子加入僧团，使得华人社会一向将出家看成是“失意者的归宿”之刻板印象，不得不为之改写；论其量，则比丘尼与比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此从历年戒场受具足戒之男女众人数比例可知），于是在道场维持与运作方面，她们理所当然承担了比比丘僧更为沉重的责任。
台湾比丘尼的活跃与成就是多方面的。为了体现佛法的慈悲与智慧，她们在各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她们以其温和而令人如沐春风的女性特质，产生极大的亲和力与号召力。更由于她们耐烦、耐苦而谦逊的美德，所以具备绵密的持久力与团队精神，于是比丘尼成了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举凡建筑寺院、教化信众、学术、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社会运动，这些领域的事业成就，令社会刮目相看。
很幸运的，台湾的男性无论在家是多么典型的“沙猪”，但从不敢用对待太太或女朋友的大男人心态对待比丘尼。是否因为比丘尼“剃发染衣”的形象，迥异于他们的太太或女朋友，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对女性的思考与行为惯性呢？
比丘尼实力不容小觑！在台湾，越是有大开大阖之“大师”气象的比丘，越早觉悟此点，而能顺势善为结合女性力量，缔造伟大的弘化事业；越是小鼻子小眼睛，乐得关起山门做皇帝的比丘，越慢觉察此一事实，他们在失落感作祟的心情中，往往发表一些压抑比丘尼的反智言论，企图对比丘尼施展“让她们臣服于比丘”的奴性教育。后者使得笔者不得不展开言论的反击，并把握许多讲学或写作的机会，利用学理分析或文献解读的方式，在佛教界公开地“解构男性沙文主义”，俾唤起比丘尼的女性自觉。
这样的努力，让大比丘主义的公开言论稍戢。当然，台面下见不得人的动作是不会休止的，因此笔者曾接获骂辱式匿名信函，也确知许多对笔者中伤的言论流传于口耳之间。而这不但吓阻不了笔者，反而让笔者更证实了一点：不遵守戒律的诚实精神与平等信念而滥造口业的人，其所以提倡所谓“八敬法”这种男女不平等条约，绝对不会是因为尊重戒律，而是为了内心里那股“我慢”流露出来的变相阶级意识。笔者被他们激起了斗志，成为佛门中的女性主义者，彻底质疑“八敬法”或任何歧视女性的典籍内容，认为这些都违背佛法更高的正义，而只把它们放在历史的脉络或是男性修道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加以解读。如果这也算是笔者在佛门中的“成就”之一，那还真是拜了这些大男人主义比丘相激之赐！
本文可以说是近年来笔者关怀佛教的女性议题之总回顾，写这样的题目，不只要以佛教伦理学的思考脉络为主轴，还要有佛教典籍之结集、流传的文献学与史学知识，另外，因为牵涉到出家戒法，所以也要具备律学原理的学术训练。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研究佛教学术的比丘尼，不但实地履行戒律的生活，也亲身领受到父权思想对修道女性（乃至于男性）的伤害，入于其中，还要超乎其外，热肠而冷眼地剖析问题的根源、发展，并作学理或法理的抉择，这是融合生命经验的所学所思，比身处“他者”地位的，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以及常不免隔靴骚痒的纯理论研究，自然更形鲜活。所以本文之中，会揉合哲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并提供一些近两年来个人亲历的经验，与读者分享笔者在“佛教与女性”议题上，从学理、现象到生活的小小心得。希望这样有助于吾人厘清：什么样的女性观才符合佛法的本质？什么样的女性观，只是个人或集体所呈现的“无明”与“我慢”？
二、从“缘起无我”到“众生平等”
佛教流传于世界，迄今已有两千六百年，传到中国也已两千年。它以“缘起”的基本原理导出“众生平等”的生命论：所有众生都是因缘和合下的产物，因缘和合而存在的众生，其任何（尊卑优劣的）差异都非本质上的差异，而是条件制约下的差异。当因缘条件改变时，差异也就随之而变（是谓“诸行无常”），没有任何恒常不变、独立自主而真实不虚的本质存在（是谓“诸法无我”），所以众生在因缘法则的本质上，都是平等的。
在这个前提下，佛法当然也强调人类的平等，而且在佛陀时代，就与顽强的阶级意识，产生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温和对抗。原来，人类由于社会中分工合作的需要，形成职业的分化，而产生不同的职业层，由是出现尊卑贵贱的阶级意识；由于种族的盛衰，而形成牢固的种族主义，甚且经过征战杀伐，在权力的操作下，形成劣势民族被征服者奴役的奴隶制度。像古印度的“首陀罗”（梵ZUdra）1，十八、九世纪北美洲的黑奴，都是揉合阶级意识与种族主义的显例。
初期的宗教，往往与种族相结合，而形成氏族的宗教。随著种族盛衰，弱势者的宗教被排斥，宗教就成为胜利者的特权。如印度的四姓阶级制度结合婆罗门教，认定只有婆罗门（梵 brAhmaNa ）、刹帝利（梵kSatriya ）、吠舍（梵vaiZya ）有权作宗教的习学，首陀罗就没有依宗教而得再生的权利2。
佛法认为：“无有种种胜如差别。”3婆罗门假托神权的四姓说，“犹如有人，强与他肉，而作是说：士夫可食，当与我直！”4佛既宣称“四姓平等”，即根本否定任何一种阶级或种族的歧视，这种思想，当然也会表现在佛陀所创立的僧团之中，于是四姓出家学道，无复本姓，但名沙门5。
这种“众生平等”的基调，一直与世间的任何一种阶级意识（包括男性优越意识）呈现著内在的紧张关系。于是，在鄙薄女性的古印度，佛陀强调男女同为道器，同一解脱，而且在轻视女性的巨大文化压力下，审慎而技巧地减低男性僧侣与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而帮助女性成立了僧团（saMgha）。在人类沙文主义的每一个世代与每一个角落，它以“护生”为佛弟子伦理行为的准则，消极方面，强调“不杀生”的基本规范；积极方面，发展出“重视素食”的大乘佛教文化。好在它的“护生”前提，使得它严守“非暴力”原则，不至于因“众生平等”的理念而产生与任何一种阶级意识对抗的流血革命，但在任何时代与社会，那些体念佛法精义的僧尼与居士，从不放弃任何与“护生”有关的温和劝说与实践。
三、从“无明我慢”到“阶级意识”
首先，笔者愿意简单地把自己这几年来在佛教中“解构男性沙文主义”的背景--“台湾比丘尼经验”--说出来与读者分享。
台湾比丘尼无论是在质与量或哪一方面的总体表现，都算得上是古今中外佛教界的“异数”。论其质，有大量充满理想抱负的女性杰出知识份子加入僧团，使得华人社会一向将出家看成是“失意者的归宿”之刻板印象，不得不为之改写；论其量，则比丘尼与比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此从历年戒场受具足戒之男女众人数比例可知），于是在道场维持与运作方面，她们理所当然承担了比比丘僧更为沉重的责任。
台湾比丘尼的活跃与成就是多方面的。为了体现佛法的慈悲与智慧，她们在各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她们以其温和而令人如沐春风的女性特质，产生极大的亲和力与号召力。更由于她们耐烦、耐苦而谦逊的美德，所以具备绵密的持久力与团队精神，于是比丘尼成了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举凡建筑寺院、教化信众、学术、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社会运动，这些领域的事业成就，令社会刮目相看。
很幸运的，台湾的男性无论在家是多么典型的“沙猪”，但从不敢用对待太太或女朋友的大男人心态对待比丘尼。是否因为比丘尼“剃发染衣”的形象，迥异于他们的太太或女朋友，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对女性的思考与行为惯性呢？
比丘尼实力不容小觑！在台湾，越是有大开大阖之“大师”气象的比丘，越早觉悟此点，而能顺势善为结合女性力量，缔造伟大的弘化事业；越是小鼻子小眼睛，乐得关起山门做皇帝的比丘，越慢觉察此一事实，他们在失落感作祟的心情中，往往发表一些压抑比丘尼的反智言论，企图对比丘尼施展“让她们臣服于比丘”的奴性教育。后者使得笔者不得不展开言论的反击，并把握许多讲学或写作的机会，利用学理分析或文献解读的方式，在佛教界公开地“解构男性沙文主义”，俾唤起比丘尼的女性自觉。
这样的努力，让大比丘主义的公开言论稍戢。当然，台面下见不得人的动作是不会休止的，因此笔者曾接获骂辱式匿名信函，也确知许多对笔者中伤的言论流传于口耳之间。而这不但吓阻不了笔者，反而让笔者更证实了一点：不遵守戒律的诚实精神与平等信念而滥造口业的人，其所以提倡所谓“八敬法”这种男女不平等条约，绝对不会是因为尊重戒律，而是为了内心里那股“我慢”流露出来的变相阶级意识。笔者被他们激起了斗志，成为佛门中的女性主义者，彻底质疑“八敬法”或任何歧视女性的典籍内容，认为这些都违背佛法更高的正义，而只把它们放在历史的脉络或是男性修道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加以解读。如果这也算是笔者在佛门中的“成就”之一，那还真是拜了这些大男人主义比丘相激之赐！
本文可以说是近年来笔者关怀佛教的女性议题之总回顾，写这样的题目，不只要以佛教伦理学的思考脉络为主轴，还要有佛教典籍之结集、流传的文献学与史学知识，另外，因为牵涉到出家戒法，所以也要具备律学原理的学术训练。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研究佛教学术的比丘尼，不但实地履行戒律的生活，也亲身领受到父权思想对修道女性（乃至于男性）的伤害，入于其中，还要超乎其外，热肠而冷眼地剖析问题的根源、发展，并作学理或法理的抉择，这是融合生命经验的所学所思，比身处“他者”地位的，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以及常不免隔靴骚痒的纯理论研究，自然更形鲜活。所以本文之中，会揉合哲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并提供一些近两年来个人亲历的经验，与读者分享笔者在“佛教与女性”议题上，从学理、现象到生活的小小心得。希望这样有助于吾人厘清：什么样的女性观才符合佛法的本质？什么样的女性观，只是个人或集体所呈现的“无明”与“我慢”？
二、从“缘起无我”到“众生平等”
佛教流传于世界，迄今已有两千六百年，传到中国也已两千年。它以“缘起”的基本原理导出“众生平等”的生命论：所有众生都是因缘和合下的产物，因缘和合而存在的众生，其任何（尊卑优劣的）差异都非本质上的差异，而是条件制约下的差异。当因缘条件改变时，差异也就随之而变（是谓“诸行无常”），没有任何恒常不变、独立自主而真实不虚的本质存在（是谓“诸法无我”），所以众生在因缘法则的本质上，都是平等的。
在这个前提下，佛法当然也强调人类的平等，而且在佛陀时代，就与顽强的阶级意识，产生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温和对抗。原来，人类由于社会中分工合作的需要，形成职业的分化，而产生不同的职业层，由是出现尊卑贵贱的阶级意识；由于种族的盛衰，而形成牢固的种族主义，甚且经过征战杀伐，在权力的操作下，形成劣势民族被征服者奴役的奴隶制度。像古印度的“首陀罗”（梵ZUdra）1，十八、九世纪北美洲的黑奴，都是揉合阶级意识与种族主义的显例。
初期的宗教，往往与种族相结合，而形成氏族的宗教。随著种族盛衰，弱势者的宗教被排斥，宗教就成为胜利者的特权。如印度的四姓阶级制度结合婆罗门教，认定只有婆罗门（梵 brAhmaNa ）、刹帝利（梵kSatriya ）、吠舍（梵vaiZya ）有权作宗教的习学，首陀罗就没有依宗教而得再生的权利2。
佛法认为：“无有种种胜如差别。”3婆罗门假托神权的四姓说，“犹如有人，强与他肉，而作是说：士夫可食，当与我直！”4佛既宣称“四姓平等”，即根本否定任何一种阶级或种族的歧视，这种思想，当然也会表现在佛陀所创立的僧团之中，于是四姓出家学道，无复本姓，但名沙门5。
这种“众生平等”的基调，一直与世间的任何一种阶级意识（包括男性优越意识）呈现著内在的紧张关系。于是，在鄙薄女性的古印度，佛陀强调男女同为道器，同一解脱，而且在轻视女性的巨大文化压力下，审慎而技巧地减低男性僧侣与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而帮助女性成立了僧团（saMgha）。在人类沙文主义的每一个世代与每一个角落，它以“护生”为佛弟子伦理行为的准则，消极方面，强调“不杀生”的基本规范；积极方面，发展出“重视素食”的大乘佛教文化。好在它的“护生”前提，使得它严守“非暴力”原则，不至于因“众生平等”的理念而产生与任何一种阶级意识对抗的流血革命，但在任何时代与社会，那些体念佛法精义的僧尼与居士，从不放弃任何与“护生”有关的温和劝说与实践。
三、从“无明我慢”到“阶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