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法作深层剖析，可以这样说：任何一种阶级意识，不论是种族优越论、身份（地位、职业）优越论、男性优越论还是人类优越论，都是“无明”--不能明了“缘起无我”--的愚痴相，也都是“我慢”--高举自我或己群的重要性而相对忽略他人或他群--的变相产物。然而要改变不平等、不正义的阶级意识，不只得要面对早已为无明、我慢所渗透而成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集体意识，甚至要更深层地面对每一个人隐微牢轫的无明与我慢。

　　一位长期赞助笔者“提倡动物权”社运事业的企业界朋友，以他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幽默而讽刺地说了一句自我调侃的“至理名言”：“打倒特权！如果不能打倒，就赶紧加入特权的行列！”不幸的还不止于此，每一个世代，靠“打倒特权”起家的革命战将，到头来都只是替代了原来的特权，而成了威风八面的“新特权”！于是我们会发现：阶级意识的捍卫者，不只来自文化教育与社会制度，甚至也来自每一颗无明、我慢的心灵，号称“佛教徒”的心灵，也没有全然免疫的可能。

　　也正因为如此，在“无明我慢”作祟而又“近亲相嫉”的人性微妙心理作祟下，“男女平等”这个在佛法的“众生平等”前提下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在现实环境中，却受到一连串严酷的考验，而且是自佛陀时代以迄于今；在历代典籍论述中，残留下了鲜明而不合逻辑，但又影响深远的“男性沙文主义”遗痕。这正证明了笔者前述的观察：阶级意识的捍卫者，不只来自文化教育与社会制度，甚至也来自每一颗无明、我慢的心灵，号称“佛教徒”的心灵，也没有全然免疫的可能。

　　以下笔者拟以佛教中比丘尼僧团成立的经过与“八敬法”（aTTa GarudharmA）为中心，讨论其历史背景，以及其所产生之佛教女性地位问题，并将场景拉到今日，检视南传与藏传佛教女性的处境。

　　四、古印度的女性地位

　　古印度可考的历史中，从夜柔吠陀时代（公元前一○○○─五○○年）开始，女性地位就已是非常卑微的。《摩奴法典》说：“不名誉的根源是妇女。”印度教的经典中，有许多类似中国儒家“三从四德”观念的封建礼教，女子以丈夫为“天神”，以“服侍丈夫”为最高的天职。童婚和沉重的嫁妆，使得许多妇女受尽夫家的折磨，甚至被烧致死。

　　死去丈夫的寡妇被视为不祥之人，必须剃除头发，不得戴首饰、穿花衣，被视为凶兆，无继承权，不能再婚，终生只能操持劳苦的家务。不只如此，还有最野蛮、残忍的“亡夫殉葬”习俗，连寡妇的娘家亲眷，都一齐鼓励寡妇，于亡夫丧葬之日，躺在柴堆烈焰之中，成为活生生的献祭品。此一陋俗，迟至近世，在北印度农村之中，仍未能完全戒绝，Abbe J.A. Dubois于其《印度宗教与民俗》一书中，还详细记述一七九四年，他在坦焦尔地区一个叫做普杜帕塔的村子里，亲眼目睹一位寡妇从决心殉葬到被活活烧死的整个过程6，读来令人发指。

　　凡此种种，使得古印度妇女身处劣势，从而“不免知识低，感情重，组织力差”7，这种后天不良的社会条件，再加先天上生理的弱势，这使得重视“众生平等”地位，并认为女性亦可证得解脱的佛陀，面对其姨母大爱道（又译瞿昙弥，梵名MahA - prajApatI）所率领的宫廷女性所提出的出家要求，都不免沉吟再三，无法立即答应8。

　　五、比丘尼僧团的成立

　　出家众组成的僧伽（saMgha），男性僧团名“比丘僧”（bhikSu-saMgha），女性僧团名“比丘尼僧”（bhikSunI-saMgha）。比丘与比丘尼，是分别组合的，所以佛教有所谓的“二部僧”（ubhatosaGga）。学佛的在家男众，名“优婆塞”（upAsaka），在家女众名“优婆夷”（upAsikA）。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合为“四众”。

　　原始佛教典籍，无论是南北传那一部派所传的经典或律典，都留下了比丘尼僧团成立经过的纪录，但其间内容互有出入，给予后人深刻的省思。

　　依据《中阿含经》的记载，其时佛陀正于释羁瘦的迦维罗卫尼拘类树园结夏安居。瞿昙弥往诣佛所，先问女人是否可得阿罗汉果--女性可以修道证果，这就取得了女性在“出家”意义上的合理性。然而当瞿昙弥进一步问“女子是否可以出家”时，佛陀却制止了她出家的念头与行动。如是两次要求，受到两番拒绝。

　　瞿昙弥意志坚决，并不死心，闻说佛陀于释羁瘦安居已竟，当摄衣持钵，游行人间，于是与诸宫中妇女随逐佛陀，展转往至那摩提，又向佛陀提出第三次要求，而遭到第三度拒绝。

　　瞿昙弥旅途困顿，尘土坌身，疲惫之余，立在精舍门外，悲泣不已。这时佛陀的侍者，富于仁慈心又“多闻第一”的阿难（Ananda）见到伤心的瞿昙弥，问明原委，生起了同情心，主动进来代女性求佛允准出家。他问的同样是关键问题：“女人可否经修持而证得第四沙门果？既然可以，又有何理由不得出家？”

　　根据经典所述，面对这样的问题，佛陀回答其拒绝理由是：“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诸部律典依此甚至进而推断：佛陀起先之所以拒绝大爱道等之出家要求，是因为“女性出家能令正法提早五百年灭亡。”

　　阿难仍不死心，又以“瞿昙弥大爱为世尊多所饶益……世尊母亡后，瞿昙弥大爱鞠养世尊”9为理由，试图以亲恩打动佛陀的心。佛陀不否认此点，但认为他也多有饶益于瞿昙弥，因为瞿昙弥由佛教导而得以归依三宝，听闻教法，奉持禁戒，成就布施而得智慧。紧接著，他就开始为女性出家制定八种后世所谓“敬法”的规约。八种敬法的内容后节再详。此处先回顾以上这段记载，其中有许多破绽，值得推敲。

　　第一、 假如阿难的第一个理由--女性可以出家修道以成道器--还不足以构成“女性可以出家”的理由，原因似乎是：整个佛教的久住世间，比世上一半人口的证悟机会，还来得更为重要。这种推理是否合理？一目了然。

　　第二、 即使从台湾佛教近二十年来的事实加以检验，亦适足以推翻女性出家会“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的预言：台湾佛教，近二十年来阴盛阳衰（比丘尼与比丘呈现三比一之悬殊人数），佛教不但未见衰微，反而更形昌盛。比丘尼的总体表现不但“不让须眉”，而且犹有过之。何以见得女性出家会“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而历史上，又有哪个时代或哪个地区佛教的衰微，原因出在“女众出家”？所以笔者以为：这段话应是佛灭之后，结集经典的比丘们，为了强化其“反对女性出家”的正当性，而代佛陀做出的宣告10。这种无法验证的罪名，也使得后代的南传与藏传佛教，在阻止比丘尼僧团恢复建立时，显得振振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