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个全身习气毛病的修道人，不能闻过则改，反而以骄矜的身段回避规谏与诃责，这不是比丘修道心性的重大陷阱，还是什么？他们的骄慢心，原是修道过程中需要加以对治的重大烦恼，如今骄慢心却在一套不健康的规制包装下，被彻底合理化了，甚至被变本加厉大大发挥了。这与“毗尼”的原义--“断烦恼毗尼”，何啻天壤之别！试想，在这样严重的烦恼心所与阶级意识蒙蔽下，比丘会是八敬法的受益人吗？怕是他们的损失，比比丘尼还惨重吧！

　　比丘们在这种“优惠条款”下，稍一不慎，面对杰出的比丘尼，就会呈现出自卑自大交综的复杂情绪，甚至会有微妙的妒忌心理。许多比丘，往往才干没多大，身段又放不下，即使比丘尼确有过人学识，他们也宁愿做一个不敢“不耻下问”的可怜虫。有时宁愿巴巴求教于在家男女居士，就是无法向比丘尼求教（这又是“近亲相嫉”的一大证据）。这种尴尬的处境，于修道有何利益可言？又岂能从“半偈舍身”的释迦本生中学到“为法忘躯”的精神？一个以“特殊人种”自居，鄙视女性的人，还有可能体悟到佛法的缘起智慧吗？“众生平等”的理想，对这种人而言，永远会是天际遥远的星辰！

　　十、仗义执言的可敬比丘

　　然而在比丘之中，也不是没有为女众说些公道话的大德。星云大师就常常向南传国家的僧众提议恢复比丘尼戒的传承，而且相当肯定女众在佛教中的贡献。老实说，没有女众，就没有佛光山，也就不会产生今天举世闻名的国际佛光会。他在行动上也锲而不舍，于前（八十六）年在印度佛陀成道处的菩提伽耶（BodhigAya），联合南传上座比丘，为女众举行了比丘尼戒的传授。

　　另外，在学理上冷静分析，而为女众抱屈者，以印顺导师为最。除了因女众出家事而为阿难与女众抱不平，撰为〈阿难过在何处〉，以及对“八敬法”的制法背景作历史性的透视之外，他也观察到男性偏见所产生的自相矛盾，与对女性修道人的深远伤害：

　　在自相矛盾的部分，他举出“各部派对比丘尼戒制订的条目多寡不一”为例：《摩诃僧祇律》，尼戒共二七七戒；尼众的不共戒，仅一○七戒。《五分律》共三七九戒，不共戒达一七五戒。依正量部所传而论，比丘尼不共戒才只有九九戒，显然总数不过二五四戒，与比丘戒的条数相差无多。各部比丘尼波罗提木叉的条数，出入如此之大，这意味著：比丘持律者所集成的比丘尼律，因各部派对尼众宽、严以待的态度不同，于是繁简也就大大不同。他认为：这显示佛陀涅槃之后，上座比丘领导下的佛教，对比丘尼显然有严加约束的现象。

　　如此“律己以宽，律人以严”的男性沙文主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印顺导师感叹道：

　　“释尊在世，出家的女众，也是人才济济。如“持律第一”钵吒左啰（PaTacArA），‘说法第一’达摩提那（DharmadinnA，或译作法乐）等。达摩提那的论究法义，编入《中阿含经》，成为原始佛教的圣典之一。26自受到比丘僧的严格管制，逐渐消沉了。结果，以上座部自居的赤铜鍱部（Tamra-ZATIya，就是流传于锡兰、缅甸、泰国等佛教），比丘尼早已绝迹了！”27

　　十一、心理学与社会学之检视向度

　　经与律，说到有关淫欲的过失，每极力丑化女人。甚至说：女人有五碍（五种不可能）：佛、轮王、梵王、魔、帝释，是女人之所不能，而唯男人所可能做28。但这也奇怪！女性既然都能成就阿罗汉，为何反而不能成就世间的轮王乃至魔王？我们也许可以从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这些历来的经典论籍。
　　从史学角度而言：经律的结集权与解释权既然都掌握在印度男性僧侣的手中，于是比丘尼失去了发言权，成了噤声的“空气”；而古印度社会，又是极其歧视乃至欺凌女性的社会，此从前述女性在夫死之后以殉葬为美德的价值观中，可见端倪！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这些男性僧侣如何可能正确传递或解读宣称“众生平等”的佛陀理想？不无可疑！所以大量丑化或贬抑女性的典籍文字，不但不足以证明“男女不应平等”，却适足以反证：摆脱文化偏见而透视佛法胜义，是何其不易之事！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男性僧侣对女性之出家者，比对在家女居士尤为严苛，如前所言，这可能与“近亲相嫉”的微妙心理有关，另一方面，这也必然与修道者“禁欲”的生活形态与焦虑感有关。事实上，不只是佛教，普世禁欲修道的宗教，掌握教权的男性僧侣，大都会产生一套敌视女性而自圆其说的逻辑与权力机制。在这方面，笔者所撰〈人、事、情、理之辨〉一文，曾经有所分析：

　　“盖修道人一面要清修梵行，一面又要超越恋慕异性之动物本能，在此迎拒之间，宁愿矫枉过正以排斥异性，亦不愿习焉不察以体惜异性。独身主义的修道人，往往倾向于‘不净’之观照，以对治‘净’颠倒，此不独佛教为然，而是普世宗教颇为一致之现象。西方天主教虽未发展出整套之不净禅观，但也是用一切方法丑化异性，企图以此打破异性美丽幻象的诱惑。然而纵使彼视女人若‘蛇蝎’，似‘祸水’，亦终不免《刺鸟》剧情之一再翻版，此所以真修道者之为‘难能可贵’而应受尊崇。

　　“古有老和尚偕小沙弥行于市井。沙弥见一女人，问此为何，师答以‘老虎’，回山之后，沙弥竟独钟乎‘老虎’，足见丑化异性，尚有失灵之时，而动物本能之超越，竟是何等艰钜之工程！故佛既然多为比丘说法，经典又皆系比丘之所结集，是则‘偏呵女色’亦属正常。若佛系为尼众说法，当然也会‘偏呵男色’，毕竟欲界男女同有‘欲重’之病--这点也是‘平等’的。”29

　　然而这些经典糟粕或制度陷阱，一般佛教徒自不易从佛法胜义、史学知识、社会学视野（后详）与心理学角度看清楚其问题何在；所以它们在一般女众的心理中，还是会引起深刻的自卑感，使其自愿处于卑下的地位。

　　这一直要等到大乘佛教兴起，无论是《维摩诘经》中论法并讥嘲舍利弗的天女，是《华严经》“入法界品”中许许多多少年善财所参访的女性善知识，还是《胜鬘经》中气定神闲作狮子吼的胜鬘夫人，都以女人身分，与上座比丘或男子们论究胜义，这可说是释尊时代精神的复活！

　　然而我们仍可从其中嗅出比丘尼受到上座比丘打压以后的寂寥--这些大乘经所记载的杰出女性，已全是在家女居士，我们再也没机会从大乘文献中看到杰出比丘尼的身影了！

　　在社会学方面，父权思想浓厚的社会集体意识，也给僧团中的“性别骄慢”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因为这些男性僧侣不但早已被父权思想所潜移默化，而且更因社会的推波助澜，而易于将压制女修道人之地位的行为，加以合理化。例如：在女权意识低落的地区，不但男性僧侣藐视女修道人，就连“善男信女”也吝于给予她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与鼓励。欠缺社会力量的奥援，这些女修道者的社会地位就显得更没有正当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