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君臣、父子、夫妇等某些个人关系中强调伦理的重要性，缺乏开放的、普遍的伦理原则等。自从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就日益成为制定法律和刑审的依所，实际上支配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行。由于它是统治者的工具，因此对一些统治者本身失去了约束力，以致东汉末年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33][33]　这种社会道

 

德危机为佛教伦理思想占据苦难者的心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佛教也以其独特的伦理思想匡救儒家伦理的局限与流弊，弥补儒家伦理的缺欠与不足，从而丰富了世俗伦理的内涵。

　　佛教伦理思想为中国世俗伦理提供的新因素主要有：

　　1.伦理价值的理论根据。确立伦理价值的理论根据对伦理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先秦儒家以伦理原则的普遍性作为确定伦理的价值的依据，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34][34]　认为伦理原则是任何人都

 

必须遵守的，所以具有最高的价值。孟子也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35][35]　认为理、义这些伦理原则是人心所共同肯定的。荀子则强调伦理原则是圣人为了人类长远利益而确立的。^[36][36]　这些论述有

 

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比较外在、抽象，难以从灵魂深处激起实践伦理原则的自觉和热情。佛教则是以行为的善恶对道德主体所产生的不同业报为依据，来肯定伦理的价值。中国原来也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关于善恶报应的说法，但对于报应的实现机制的论述还十分粗陋。佛教则不然，它的三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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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说就行为的善恶对道德主体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作出了细致缜密乃至量化的说明，从而使任何人都难逃他本人行为善恶所产生的不同报应。这种自圆其说的因果报应理论既符合人们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普遍行为心理和价值预期，又对其作出了精巧的理论说明，在客观上有助于强化世俗伦理的作用。南朝梁代历史学家萧子显曾说：「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37][37]　也看到了佛教因果报应说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补充作用。

 

 

　　2.平等原则。儒家讲仁爱，爱人，但爱的深浅决定于血缘关系的远近。《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重点是血缘亲近之人。儒家强调人的等级差别，「贵贱有等，长幼有差」，^[38][38]　不同人的服饰、棺?都是不同的。

 

汉代《白虎通义》甚至宣扬：「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直至宋代朱熹竟公开宣称：「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虽直不右。」^[39][39]　强调尊卑上下、长幼亲疏在诉讼和法律上也是有区别的。与

 

这种消极的等级观念不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这种平等观念无疑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冲击和拨正，并在民间产生了相当影响。

　　3.慈悲观念。与平等原则密切相关，佛教还提倡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的博爱精神。应当说，虽然孔子也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0][40]　但是佛教的慈悲观念、博爱精神，比儒家的仁爱说，在思想

 

上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在实践上具有更强的驱动力。

　　4.不杀生戒。不杀生是五戒的首戒，作为佛教伦理的重要德目，是对世俗伦理的重大扩展，并在遏制残杀和战争方面起了某些作用。

　　就儒佛两家相对而言，儒家提供的主要是关于封建等级社会的伦理，带有狭隘性、等级性的特征，而佛教则是提供了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带有普遍性、超越性的特征。佛教以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和德目注入中国世俗伦理，扩展和深化了世俗伦理的内涵，这对于提高和完善世俗伦理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