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Lance Cousins的观点：即席式（Improvisatory）的集成
　　在英国研究巴利佛教文献和教义颇有名的学者：L.S. Cousins，于1983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见解的论文‘Pali Oral Literature’（（巴利口传文献））。[10]　在该篇论文中他检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佛教之口传文献具有甚么样的特性？
　　Cousins对口传文献之讨论主要集中在该文之第一部份：The nikāyas asoral literature（「尼柯耶为口传文献」），另外两个部份：the rise of abhidhamma（「阿毘达磨之兴起」）和theDhammasa?ga?i（「法集论」），主题则放在探讨阿毘达磨是如何发展的。于第一部份短短五页半的论述中，他将几个重要的论点和见地提出来，由于这些见地很值得细细体会，因此以下尝试尽量网罗其所有相关的论述。然而因为这些论述分散在不同的段落中，其论证次序似乎没有一定的前后关系，因此本文依照所关心的主题：口传文献之特性，试着将其论点串联、集中起来，形成笔者的理解逻辑。
　　Cousins认为，经典文献（sutta literature, 亦即尼柯耶nikāyas）具有口传叙事诗（oral epic poetry）的性质。（p. 1，此为其论文页数，以下引用皆同）所谓口传史诗（或叙事诗）指的是以古代希腊荷马式史诗（Greek Homeric epics）为代表者。这些史诗的特性曾经为许多学者所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著作为Albert B. Lord之The Singer of tales（Cambridge, Mass. 1960）。该书对口传史诗的性质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发展成学界通称的「Parry-Lord模式」。Cousins的观点基本上是在套用此模式于佛典上，因此对这个模式的说明我们可以配合以下Cousins的论点来叙述。他指出其中一个特性为许多「记忆性公式」（mnemonicformulae）之使用。在史诗中这些公式是应用在实际唱诵演出中，并且作为维持和延续该诗歌传统的作用。（p. 1）Cousins的前提是，佛教经典文献之所以可以等同史诗文献是因为许多经典也是作为「唱诵」（chanting）而设计的。（p. 1）他进一步指出，在唱诵中所谓的「唱诵者」（chanter, 对史诗而言为singer）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p. 1）有经验的唱诵者会依照实际情况的需求，或者视察观众?听众的条件而将内容作可长可短、不同变化的唱诵。换句话说，他有能力在现场将各种不同的传统材料（故事、教义）串联成一个首尾一贯、有深度和动态式的集成（a coherent,profound and moving composition）。（p. 1）这里Cousins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看法：唱诵者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fixedtext），也就是说所有的演出（performance，佛典之唱诵亦视为是一种「演出」）都是一种创作；在某个场合，譬如在「布萨日」（uposatha day）或僧团集会时，一个故事可以被叙述得很长，；在另一个场合，譬如在一个傍晚之小法会中，限于时间的关系，同一个故事也可以用简化的方式来表达。（p. 4）因此文本是随机变动而不固定的。这些看法是Cousins提出一个口传文献形成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其模式应用在佛典中虽然有许多值得争议之处却不失为一个相当精彩的论点。至此，我们可以揭示其模式，并且用他在文末才提及的重要字句，来作为其模式的代表语：佛典口传文献具有「强烈的即席式〔创作〕之要素」（strong improvisatory element）。（p. 9）这个模式的说明其实就是Lord-Parry模式的翻版，即强调口头演出（oralperformance）下之口传文献具有「即席或即兴式的本性」（improvisatory nature）。其主要的理论为：口头演出是一种现场创作，因此其内容在每一次的呈现中皆有所更动，而非一字不差的全盘照述。[11]
　　Cousins的证据是，当我们比对巴利版本的尼柯耶和其它现存阿含经类不同的版本时，我们会发现不少差异点，而这些差异点正代表了口传文本不同的演出成果（different performances of oral works）。（p. 2）举例而言，某部经的经名、人名、地名等在不同版本中有不一样的称呼；或者某个故事内容在某处是简短篇，在另一处却是长篇细论者。他认为在巴利语、梵语、汉文和藏文所保存各部派版本的四尼柯耶（或阿含经）中所见到的差异点（variation）大都是口传文献形成过程中的产物。这些差异点大部份为较无关紧要者，如经典发生的地点、人名或事件发生的顺序等，很少是与部派所持有的特殊教义有关。（p. 5）这些不同点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到大约第一次部派分裂左右。换言之，发生于口传时期。他的看法是，尼柯耶或阿含经的内容在较晚时才逐渐被固定下来，大约是阿毘达磨论典成立以后、发展出一些严格的传诵方式时才有可能。
　　Cousins甚至于引申其观点，认为四部尼柯耶可以被视为是相同材料不同方式的呈现。（p.2）他举出长部之《大般涅盘经》（Mahāparinibbāna-suttanta）许多相同的故事情节可散见于其它尼柯耶的经文中便是一个例证。此外，Cousins亦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对其论点加以左证：所谓教法（teaching）与经典（sutta）的关系。从四大教法（cattāro mahāpadesā）[12]　的启示中得知佛教所关心的是佛陀的核心教导，法的内容不在于形式（固然经sutta是保留法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也不在于是谁传授，凡是合法者即可视为佛说（theutterance of the Buddha）。（p. 3）此外，传统上非常重视教法的保存和流传，其中一个典型的方式见于长部的《合诵经》（Sa?gīti-suttanta），此经将教法以数目递增的方式安排在不同的、供记忆用途的清单中（mnemoniclists），这些清单其实成为尼柯耶整体教义内容的一种缩影。此外，《十上经》（Dassuttara-suttanta）也有类似方便记忆式的内容形式。（p.3）Cousins强调这种现象表示教法的内容不在于长短和形式，所谓经文本来就是可变动的。
　　另外，Cousins也举例说明长部传诵师（Dīghabhā?aka）和中部传诵师（Majjhimabhā?aka）所传诵的经典内容之不同也符合口头演出（oralperformance）的性质。前者保留了长度较大的经文而后者则传诵长度较小者，两者似乎是依不同之需求在不同场合而作了长短的取舍。同时，更短的经文则安置于《增支部》和《相应部》中，按照方便记忆的原则，一者依法数而组合在一起，另一者则采取将重要主题合为一个篇章的方式。依Cousins的说法，这两部也是口传式的集成（oral composition），一开始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只是各自按照上述的原则集成经典，一直到书写下来之后才逐渐被固定。（p. 5）他相信书写时代（文传）教法才开始有固定化的趋势，并且认为即使如此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同一部经也不一定会有完全一样的书写内容。最后Cousins也提及口传文献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量应用公式来说明主题（themes），（p. 10）不过他并未对此加以申论。
　　Cousins的结论是，早期佛典内容之形成具有即席式创作的性质，一直到后期才逐渐被固定下来。口头演出的特性，配合方便记忆之考虑而设计的方法，很可能就是四尼柯耶或阿含经成立的重要因素。（p. 10）总结其看法：一、他强调口传文献「文本」的不固定性和可变动性，因为在口头演出中即席式创作是产生这类文本重要的方法。二、他确信尼柯耶?阿含经本身具有这种性质，各版本的不同点就是最好的例证。
　　Cousins的观点其实具有一些待商榷之处，某些对他的看法所作的评论已经为当代两位学者所提出。这两位学者，依他们发表对Cousins观点响应之时间顺序为：Richard Gombrich（1988），Mark Allon（1994）。他们的观点有许多精彩之处，其论证过程值得我们观摩。前者极力反对Cousins之模式，而提出自己完全与他相反的模式；后者虽然评论Cousins的观点，同时支持Gombrich的立场，最后却采取赞同两者的立场，试图寻求一个中立点，这种态度因此也反映出这个主题的复杂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Gombrich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