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以上个人的评论，我们可以归纳出整个论题焦点和所环绕的两大关键。所谓的问题焦点是：到底是Cousins的模式合理，或者是Gombrich的模式合理？抑是需要有第三种更合理的模式？所谓的两大关键为：佛典何时被固定化、何时被更动？如何解释佛典的内容差异？前一个关键所关心的问题是，要如何区分和界定所谓「固定文本」和「变化文本」所属的时期，后者则面对如何解释各版本（包括不同部派之间和同一部派内）具有差异点这个事实。针对前者，Cousins的模式建议，即席式（或者说变化式）的集成与传诵发生在第一次部派分裂以前，以后则倾向固定化。[44]　Gombrich的模式则有相反的建议，即佛典一开始是固定者，部派（或加上书写流行）之后才是变化的来源。针对后者，Cousins认为即席创作为差异点的主因。而Gombrich之「一字不变」（verbatim）的传诵模式由于无法说明差异之存在，因而只能归于部派或书写因素。笔者以为，两者的解说似乎皆有过犹不及之失，过份强调这些差异点而造成Cousins的模式（其实诸多差异大多为无关紧要者[45]　），过度忽视差异点而造成Gombrich的模式。至此，笔者要提出一个看法，即：简单的模式不足以充分说明佛典传诵的真相，因为相关的课题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譬如，佛典的传播，若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历经了：佛陀时期→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乃至第三、四次结集；加上现代学者所建议的：口传→口传＋书写→文传→写本传统；再加上部派分裂→更多分裂；语言分化：各地之俗语→混合梵语或梵语化→标准梵语→翻译等等诸多因素，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已经是「历尽沧桑」者。上述每一点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佛典的传本，综合和累积起来而造成各种差异的产生。这个漫长过程所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在无尚未厘清每一个重要关节以前，而妄加推论是相当不客观的。特别是要以甚么标准或证据去判断某种差异点是后期还是早期产生的？至少应该先说明差异点是由上述多种过程中那一种原因造成的，过滤之后剩下多少才是口传之特性使然。然而，另一个困难性是，口传的材料皆属早期者，愈早的材料其模糊性愈大，而实际上我们对第一次结集和其之前的史实所能够掌握的证据仍然非常有限。

　　不过，笔者并非纯怀疑论者，以下几点建议是笔者认为可以加以进行的方法：

　　1. 上述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许多基本材料和思考的方向，但是他们似乎都忽略或简化了外围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探讨口传文献的问题时应该尽可能加以考虑诸如佛教结集史、部派分裂、语言分化等的问题。

　　2. 佛典文献的材料涵盖面极广，有故事、宗教经验、教义、各种公式（formulae）、清单（lists），乃至教团活动、僧团条规、社会层面的描述等等，不同体裁、题材的内容往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性，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将不同的内容有所归类，[46]　其次再针对每一种内容的性质作专门性的研究，[47]　最后再比较所有种类内容的特性，才有办法总结出一个较客观的结论。

　　3. 不论Cousins或Gombrich都借助了外来的材料来印证佛典文献，前者应用荷马史诗而后者为吠陀文献，两者皆与佛教传统有本质上的差异（差距愈大其模式愈不适用），因此笔者建议研究佛教口传文献时理想上还是需要建立在佛教自己的材料上，如此一来所得到的成果才能更加接近佛典传承史的事实。

　　4. 上述三位学者的共同弱点是他们都不通晓古典汉语，只能靠西文片段之翻译或研究成果，因此无法真正掌握汉译阿含经类的材料。如此一来，便少了许多其它部派的讯息。只采用巴利文献的结果不仅结论不自觉的偏重南传上座部的一家说法，也无法掌握全体佛教的面貌。

　　结语

　　以上的建议，已经可以算是本文的结论，然而，笔者最后还是想要表达一下心目中对口传文献集成的模式（虽然正式的论证需留待往后专门的研究），即个人的想法偏向反对Cousins的模式，而倾向支持Gombrich和印顺法师两者有些不谋而合的看法：「审慎之集成而后付之记忆者」（deliberate compositions which were then committed to memory）[48]　和「佛法，……通过佛弟子的领会，实行，用定形的文句表达出来；经当时的僧伽的共同审定，成为佛教的圣典。」[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