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评论

　　首先针对Cousins的模式表达个人的看法。Cousins的论点在Gombrich和Allon的评论下已经突显出许多不足之处，其它部份其实还有可质询的地方，特别是其论证方法之不周详。第一，作为其模式所引证的例子内容有限。他举出各版本的差异点为「即席」创作的结果，然而这些差异点大多发生在人名、地名等，或者故事情节的安排和故事长短的增减，这些故事体（narrative）的内容与教义其实无重要的关联。故事体内容只是全体佛典内容或形态的其中一部份而已，其它尚包括Gombrich所提到的繁复的教理和修行方法，放眼望去诸如四谛、蕴、处、界、缘起、三十七道品等传统教义，这些内容几乎皆以Cousins自己也提及的「记忆性公式」（mnemonic formulae）存在，亦即以相当固定的方式呈现在佛典中，[32]　因此Cousins的取样是有限和偏颇的，不能代表所有佛典的特性。[33]　佛典中固定式的内容似乎还是占多数者，甚至故事情节在许多不同版本的安排中也是非常类似的，针对这点Cousins不但没有说明这些例子，更无法说明故事中具体的差异点为何必然是「即席创作」下的产物。此外，他强调故事内容可依不同情况而作长度的调整，这点在法师对弟子「说法、开示」时是适当的，在僧团内部「合诵」或严格的「集成圣典」过程时却是非常不妥当的。换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场合，应该区分清楚。经文之集成应该是形成固定文本者，在对外场合应用时才有可能作弹性的应用；况且在外所应用的内容通常是个人的、暂时性的，按理不应该对团体所持诵的「共同母本」造成太大的影响，否则只会造成混乱。Cousins在这点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种内外应用之严格区分。[34]　他所举出的说明偏重个体在外演出的自由性，而忽略了僧团内部对操作经文的严谨态度。第二，他推论即席式的传诵发生在早期的口传时期或第一次部派分裂以前，文本的固定化则发生在书写时期（南传上座部认为这发生在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左右），这个观点在方法学上有值得商榷之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文本几乎皆为书写时期所留下来的形式，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口传的文本」留存。在逻辑上若早期的「口传文本」异于后期的「文传文本」的话，则我们如何能够用后者来代表前者呢？[35]　若两者是相同的话，亦即书写下来的文本是口传文本的抄写版，则所牵涉到的问题也非常复杂。譬如在版本校勘学上（textual criticism）我们必须先有足够的文本（或不同年代的抄本）作比较，再找出一个可还原成「早期文本」（靠近口传时期）的证据，才能确定口传文本的可能形态；理论上还必须设法找出不同时期不同的口传本来作比较，才能将比较之结果（差异点）用来证成「即席式创作」的论点。这些前提皆为Cousins所躐过，而直接将不同版本的经文当成是不同的口传本，未免也有点匆促。在以上的基础问题未厘清以前，又如何能够下定论呢？更何况我们现在的文本皆为不同部派的作品，要如何还原出部派形成以前的经文型态已经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难题」。这种方法学上的困难度和多处需考虑的地方笔者后文会再叙述到。第三，Cousins建议四部尼柯耶是四种演出之下的产物，虽然是颇有启发性的想法，却未见其具体的例证。基本上只要大略比对长部和中部所收录的经文，不难发现相同的内容或故事重复出现在两部中的情形，比起所有经文而言其实占的比例不大。最后，Cousins也轻视了所谓维系经文的「权威者」（authority）这个重要的主题，这点Gombrich对僧团体制所起的作用已经说明得很清楚，Cousins则认为口传文献之传统无此权威。[36]　此外，Cousins与Gombrich皆提到「四大教法」的主旨，然而同一个例子两人的诠释却有所不同。Gombrich认为在此原则下个人所创造的新经典是很难窜入的。[37]　Cousins则用此来解说「法」、「律」（dhamma,vinaya）重于「四大权威」（四种传法者），言下之意偏向解说「法」、「律」为一种抽象式理则，而佛教是重理则者，符合「法」、「律」者即可视为佛说，不必拘泥形式，因此经文的变动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笔者认为「法」、「律」在早期很可能也代表固定的内容，如基本教义、条规，乃至某种「经藏」和「律藏」之雏型，这些固定内容的维持很明显地需要依靠某些体制或权威，在这种可能性存在的情况下Cousins的结论是很难全盘成立的。整体而言，Cousins在提出某些重要的观念时并未完全提供充分和具体的例证，他对佛典集成的想法也稍嫌简化，因此产生一些漏洞是在所难免的。[38]

　　其次笔者对Gombrich的模式也有一点看法。其论点主要是建立在婆罗门教吠陀文献的前例上，因此值得争议之处也在于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异上。基本上两者的宗教性质、理念、教法内容等之异同有很多需要讨论之处，佛教重视佛陀教法的保存，是否一定要如同婆罗门教视吠陀为「天书」一般，神圣到需一字不漏的传诵下去呢？从佛陀对语言的政策这个态度[39]　以及弟子对「佛语」（Buddhavacana）的开放性诠释法[40]　皆显示经文字句可以有弹性应用的自由（但不一定自由到可「即席式创作」），因此Gombrich所谓的「审慎集成」不见得是吠陀式的标准，否则与事实是有些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无法否定流传到各部派的经文中确实存在有不少的不同点这个事实，甚至于同一部派的典籍（如长部与中部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么一个问题：如何来解释这些差异点的发生？若这些差异在早期就已经发生的话，则Gombrich的模式就无法完全说明这种现象。藉由这点笔者转向介绍Mark Allon在其论文结论部份所提出的看法，同时分析为何他既赞同Gombrich又不反对Cousins的理由。

　　Allon认为，即使在一个传诵固定传本的传统中，可观的变化（considerablechange）还是会发生的。[41]　他仅以一页左右的篇幅即带出以下数个造成变化的可能因素：[42]

　　一，佛教僧侣经常游方各地，传法、习法，有时居住在非常偏远的地区；加上佛教团体通常各据一方，并且由各自的长老领导，甚至于这些长老也是经常流动的，因此所谓的「中心式权威」似乎是不存在的。各地的学生，依照各地教师各自版本的传统来学习佛典，因此造成各种版本文句上差异的来源。换言之，固定式文本的精确度在权威的缺乏下难以确保，因此很不易产生一种统一式的经文。

　　二，佛教徒对「佛语」的态度提供他们穿插教义的基础。譬如他们在某个文脉中只是因为觉得相应而随意穿插了「五善法」的内容，由于佛陀在另外一种文脉下也曾经说过「五善法」因此他们觉得这样做并不违背佛说。

　　三，诸如「说一切有部」和其它部派很可能为了经文之「求新」（modernizing）或「求好」（improving）而作了文句上的增补或改变用语（例如全盘之梵语化Sanskritization）。甚至于不必带有任何教义上的理由而改变经文语句（譬如说某个动词的替换使用），只是为了贴上自己的标签而已。

　　四，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以上的原因让Allon相信，佛典在佛陀涅盘以后、经文被固定化以前，应该还是经历过一翻即席式集成的阶段。然而，笔者认为，Allon所举的例子还是有些笼统，不足以证明佛典在早期没有固定文本。先谈其第二和第三点，这两点与部派分裂时期较有关，[43]　因此不能反映「早期」（部派分裂以前）。第一点也无法完全适用于最早期没有中心式权威的说法。因为佛陀时代佛陀和僧团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其次佛般涅盘之后第一次结集（乃至第二次结集）的传说也代表了当时一直有某种权威的存在，否则经文无法集成，因此所谓「欠缺权威」的说法最多只能推到第一次结集以后的时期。既然以上的情况都不能推回至最早期，又如何能够证明佛典的差异是来自早期呢？也就是说Allon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早期的文本是「不固定」且属「即席式」集成的。此外，他的说法也与其本来的推测相违背。他赞同Cousins的说法，认为固定化是发生在部派时期，而以上他所提出的经文变化的原因却显示部派时期才是变化的来源，因此产生到底部派时期是令经文「固定化」抑或「更动化」这种立场上的矛盾。Allon之论文结论处在表达以上原因、表明不反对Cousins的论点之后，于最后两句还强调：Parry-Lord模式之应用在印度语系口传文化上是颇具争议性的，因为在书写流行以前的印度（pre-literate India），所具有的传统皆是强烈地将宗教典籍集成固定式经文而后付之逐字句传诵者。（p. 367）笔者不明白为何这点还无法让他不再坚持Cousins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