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Mark Allon的论点

　　Allon其实并未提出新的模式，但他在回顾近代口传文献研究成果时对Cousins和Gombrich的模式作出很好的评论，特别是提出后来的成果[20]　能够指出Cousins奠基于Parry-Lord模式的论证有许多不适当之处。虽然他的研究分析倾向支持Gombrich的模式，不过令笔者感到较模糊的是，其立场并未明文反对Cousins的模式，反而在结论中表明赞同Gombrich和Cousins两者的论点。关于这点，本文会再提到，以下先描述Allon的主要评论内容。

　　Allon提到Parry-Lord模式在反映南斯拉夫[21]　——荷马式史诗之传统（Yugoslav-Homeric epic tradition）可能是适宜的，但是却不见得适用于其它形式的口传文献传统。（p. 6）[22]　这点已经为许多学者所证明。[23]　佛教口传文献是一个非常特殊和复杂的传统，因此套用Parry-Lord模式时便有许多兼容性的问题。Allon根据Finnegan（1992）指出，口传文献在集成和传诵方法上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例如：所要传达的内容性质为何；传诵者对这些内容或文本的态度、精确度之要求程度为何；表演者（performers=唱诵内容之呈现者）和集成者（composer）的特色、社会地位为何、受过甚么样的训练、在甚么场合下呈现其表演；观众的类型和他们对表演者的要求；表演者所借助的媒介（长行或偈颂文体）或工具（是否需要音乐伴奏）等等。（p. 365）实际上佛教文献在这些因素上与荷马史诗传统存有很大的差异：史诗的媒介为偈颂，内容主体为颂扬许多英雄的生活和事迹；其表演经常需要音乐来伴唱；表演性质多为娱乐目的；演出是公众性的，观众对演出内容具有重要影响力。表演者的身份也很特殊，他们多为吟游诗人（bards or poets），所作的演出经常是「个人秀」(individually)而非「集体式」的（communally）；通常需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获得演出技能的成熟。（pp. 365-6）相对于此，佛教文献呈现的确是另外一种面貌：长行是佛典主要的表达媒介；佛典的功能是在保存导师的教法（经）以及僧团的成员行为规范（律），其内容所传达的讯息极其复杂，包括许多修行方法的描述、教义观念的分析和心理学上的心路历程等等，凡此种种皆要求经文具有高度的精确性。此外，唱诵者（或经文呈现者）为比丘、比丘尼等僧侣，皆来自寺院的体制，这些出家众的背景大异其趣：有者受过良好的婆罗门教育背景，有者则先前一点都没有受过任何正式的训练。最后，佛典内容的呈现可以是个人式的也经常是集体式的。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集体的合诵需要使用固定和共同的文句。若按照Parry-Lord的模式，每个演出者在每一次演出时都会有所创新，这种方法对集体式的演出无疑是不适当的，并且只会造成混乱者。

　　至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荷马史诗与佛典在集成背景上的许多差异，并且能够了解Cousins之应用Parry-Lord模式于早期佛典上会产生的许多问题。然而，Allon虽然评论Parry-Lord模式，却没有明文反对Cousins，甚至还赞成佛陀的教法在佛陀般涅盘之后弟子们是以「即席方式」（improvisatorymanner）来呈现的。（p. 367）至于其可能的原因为何，我们会在后文再作探讨。

　　实际上，Allon论文之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偏向左证Gombrich模式的例证，他套用Gombrich的文句，说明早期佛典是「审慎之集成而后付之记忆者」（deliberatecompositions which were then committed to memory）。（p.367）此例证呈现在他论文中的三个研究里，以下摘录说明其研究成果。

　　首先，他研究了六种以上同一类型的「走近公式」（approach formulas）。[24]　这些公式皆在描述同一种动作：某（些）人走向另外一（些）人，其基本表达法为：yena … ten’upasa?kami, upasa?kamitvā …。其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情况中，此公式的表达方式会稍微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其文句形式判断所代表的文脉。譬如说，当某人亲近佛陀或佛弟子（比丘），或弟子走向佛陀时所用的公式，就会与佛陀走近某人，或弟子走向其它人（非佛陀、非比丘）时有所不同。这种差别显示，公式的用法具有功能性的目的，比方说上述的例子即用以显示佛陀和比丘弟子具有较高超的地位。

　　其次，其论文第二部份的研究转向经文中经常出现的一组有相同意义的字符串（strings）。[25]　这些字符串是由某一个基本字汇加上由其所增生（proliferate）的数个意思相同的词汇组成，有者为两、三个或者更多的形容词用来修饰一个名词，或者好几个名词皆当成句子中同一个主词等等。当这些字符串出现在一个词组、句子或段落中时，它们的安排其实是符合所谓Waxing音节原则（Waxing Syllable Principle）的，即音节较少的字会安置于音节较多的字之前。Allon所举的典型例子如：[26]　yathā- bālena yathā-mū?hena yathā-akusalena（如是愚痴地、如是愚昧地、如是不善地）。这个字符串包含三个意思相近的副词用法（具格），其各别的音节为5, 5, 7，因此呈现的样式（pattern）为5+5+7。[27]　这种音节递增的安排产生了一种渐次音强的效果（crescendo effect），加上每个词汇的意思相近，发音和音韵皆类似，因此呈现出一种有旋律（rhythm）和同构型（homogeneity）的结构。这种结构在长篇的长行文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8]　这个研究揭示出一个重要的意义，即这种结构是用来作为方便记忆的设计，因为很明显地当一串字的音节相当规律时，记忆的工作会变得更容易，且有旋律的经文对背诵也是帮助极大的。此外，这种设计通常是使用在固定化的文本（fixed texts）中，对集成和传诵口传文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方法。[29]

　　最后为Allon之第三个研究项目。[30]　他非常仔细地检验和分析《优昙婆逻狮子吼经》经文中所有的各别文句，结果发现「重复」（repetition）是经文中非常重要的文体特征（stylisticcharacteristic）。[31]　这些特征包括句子、段落、章节和固定架构（set structure）的重复。他将重复的类型分成五大类：Verbatim Repetition (VR逐字句之重复)，Repetition withMinor Modification（RMM小幅修改之重复），Repetition with ImportantModifications（RIM重要修正之重复）, Repetition of Structure Type-1（RS-1第一类架构之重复）Repetition of Structure Type-2（RS-2第二类架构之重复），并且以字数出现多寡（word counts）的方式作为量化统计的基础。其结果显示，VR占了全经文的30%，RMM占34.5%，RIM占3.8%，RS-1和RS-2各自占了16%和2.5%。因此总计将近87%的经文其实都与重复性质有关，而逐字句之重复又是比例最高者。其它剩下13%左右的经文虽然只是出现过一次，其实它们主要为经首和经末结尾，这两部份本来即属不陌生者，因为类似的文句在很多经文中都是固定和常见的。这个研究显示，一部经中有这么高比重的重复形式，说明它也是一种用来便利记忆的设计，因为文句重复次数愈多，则它们就更容易被牢牢地记下来。

　　Mark Allon总结这三个研究时认为，不论是在「演出中以即席方式集成材料的传统」（atradition of composing material during the performance in an improvisatorymanner），或「集成固定文本并且付诸逐字传诵的传统」（a tradition of composing fixed texts which were to be transmittedverbatim）中，前两项研究所显示的两种文体（公式、字符串）都能够起着协助集成的功能，这些文体的特性对后一个传统尚且起着助于记忆的功能，以帮助经文的记忆和传诵。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项研究所显示的特性较难在第一种传统中出现，换句话说，它不见于现场创作的文献传统中，因为这种大量性重复的现象应该被理解为只是出现在固定文本中、起着记忆功能者。（p. 365）

　　以上已经将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完毕，以下不揣浅陋地表达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