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RichardGombrich的观点：审慎式的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

　　Richard Gombrich是英国另一位世界级的著名巴利佛教学者，他在1988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How the Mahāyāna began’（「大乘是如何生起的」）。[13]　这个篇幅与Cousins相当的论文（共十页）对口传文献形成的机制也提出很有力的论点。虽然其题名为「大乘是如何生起的」，实际上作者只在文前和末尾将近一页半的篇幅中交代到大乘起源的问题，[14]　其它八页半的内容其实都是在评论Cousins之模式和详加论述他认为更合理的模式。

　　Gombrich于开场白画龙点睛式地指出当代很少学者注意到早期之佛教徒单单以口传的方式即能够把浩瀚如海的庞大佛典保存了三、四个世纪之久，这种功绩是多么地不寻常。（p. 21）接着，他对世界口传文献的现代研究成果也作了一番摘要，指出学术界认为口传文献具有每重复一遍即产生内容有重新创作的性质，古老的传统故事是透过重复性的曲目和某些固定措辞凑合而成。然而，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性质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上述过程需要依靠一个健全的体制（institution）来促成相关的训练、背诵和预演等功夫。（p. 21）这个指示其实是为他自己稍后所提出的模式埋下甚重要之伏笔。

　　接着，Gombrich勾勒出他论述中另一个重要的前提，认为早期佛教之典籍与一般口传文献的特性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佛典是佛教徒所极力保存佛陀教法的产物，这些教法包括了许多逻辑思惟繁复的论证，内容并非简单。佛典的目的在于保存佛陀的话（words），因此文句的精确性是极为重要的。（pp. 21-22）从这点出发，Gombrich开始道出他不同意Cousins所主张弟子是以即席式的态度传诵佛陀教法的观点。他举出佛教徒有与他们同时代的婆罗门教作为一个借镜，为了精确地保存圣典，婆罗门教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传统教育方式，有时其训练时期可长达三十六年之久。既然婆罗门教徒能够是以口传的方式将他们的圣典──吠陀文献保存了数个世纪之久，佛教徒应该也能够依此例证而办到。（p. 23）Gombrich在对比两者时指出，吠陀文献与佛典具有许多共同之点，[15]　两者为了精确地保存各自圣典的文句，而使用了许多方便记忆和传诵经文的方法，譬如说大量使用与数目有关的清单（numbered lists）、大量重复性内容（redundancy）以及采用严格的诗韵（metre）文体来制作经文等。[16]　至此Gombrich提出了他的模式：佛陀的教法在形成长行或偈颂的经文时，是一种「审慎之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集成后即被记录下来，并且有系统地传诵给学生。（p. 24）其理由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教法很可能就会逐渐消失。[17]　为了不让教法面临消失的厄运，佛典中记载了许多应对的措施，包括正确的传诵教法的态度等。（p. 26）既然佛典是「审慎之集成」，也就是说当初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佛陀教法的原貌，一旦集成以后便尽量不作更动，以方便地传诵给下一代，那么又是甚么机制来确保此工程之成功和延续不断呢？为了说明这点，Gombrich重申之前所提出「机制」（institution）之重要性这个观点来加强其模式之论证。他认为，佛教有一个功能强大的僧团（Sa?gha）作为一个传法的机构，这就是佛陀教法得以一代传一代的机制，因为传承圣典需要依靠一个高效能的组织（organisation），佛教僧团无疑地便是一个发挥这种效能的组织和第一个这类的体制。（p.25）早期僧团到底是运用甚么方法组织起来并发挥传法功能，详情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从某些古老的记载去看或许可以略知一二。Gombrich举了一些例子，其中之一为经典中所记载、本文之前亦提过的「持律者、持法者、持本母者」（vinayadhara, dhammadhara, mātikādhara）的例子。这些各司其职的僧侣具备了特殊之才能和角色，他们分别负责背诵和传持圣典中律、法（经）和阿毘达磨之本母。此外，根据记载，后来也可见到熟谙某些特殊经典的法师，这种现象很可能一直持续到经典被书写下来之后。

　　Gombrich的模式，尚表现在以下的说明中。他认为各别佛教僧侣很可能从专长不同的老师处学到各种不同的经典，而所谓「结集」（sa?gāyanā）便是起着整理、合诵这些经典的功能，并且进一步设计出如何保存和传诵这些教法的方式。依照如此之逻辑，四部尼柯耶很可能就是四种背诵（memorization）的传统。（p. 26）这里我们可以看出Gombrich与Cousins依照彼等各自的模式而对四部尼柯耶之形成产生不同的看法。

　　Gombrich很明显地将佛典之集成认为是基于严谨、保守、不更动的态度，一旦「结集」决定下来供流传、背诵的内容之后，新的经典是很难窜入的。他也引用「四大教法」作为这种态度的印证。（p. 26）至此，本文已经将Gombrich的主张和见解说明完毕。不难发现，他的模式与Cousins的模式基本上是相反的，后者视口传文献为易变动性的，前者则持口传文献为固定而不易更动的看法。

　　这两位巴利佛教大家的看法其实是很精彩的讨论，不过就笔者所知学界在他们之后似乎很少有人发表过更多、更深入的专门评论。一直到大约Gombrich一文刊出之后六、七年才有相关领域的研究发表，其中之佳作为MarkAllon的研究成果。Allon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在巴利语权威学者K.R. Norman指导下新一代的学者。他于1994年完成其博士论文，[18]　并且于1997年将之修订后出版成书：（1997b）Style and Function: A Study ofthe Dominant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Canonical SuttaTexts and Their Mnemonic Function, Tokyo: Th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7。[19]

　　Allon的研究为专门针对巴利经文之文体特性（stylisticfeatures）和这些特性所具备的「记忆性功能」（mnemonic function）所作的深度探讨。他检视了长部中一类特殊的公式——「走近公式」（approach formulas）和长部第25部经——《优昙婆逻狮子吼经》（Udumbarika-sīhanāda-sutta）全体经文的详尽研究。其研究牵涉到许多口传文献的理论和佛教经文中公式应用的成果，因此很自然地涉及Cousins和Gombrich所提出的模式和讨论。他检讨了两者的论点，并且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了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以下介绍他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