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国最早造立涅槃像的记载，为《僧祐录》卷十二的〈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上有“宋明帝陈太妃造法车仑寺大泥像并宣福卧像记”，此为南朝宋明帝时(465～472在位)陈太妃造卧佛像以祈福的刻铭词，然其所造的像今已不存；不过，至少可推知当时涅槃经说已为风行，理当相对而有涅槃图像出现的参考依据。现今我国所存较著名的涅槃像有：大同云冈石窟(约是北魏至隋朝的遗迹)第六窟的东壁、敦煌千佛洞(相传石窟最早为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沙门乐僔所开凿，其后历经各代增凿营建，渐成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的第十九乙窟(此为唐代所造，被视为涅槃像中的特出者)、一二○F窟，及一三五窟等处。

　　 至于涅槃法会，则是每年为纪念佛陀入于涅槃之日所举行的法会。有时又称“常乐会”或是“佛忌日”。然而有关佛陀涅槃日的日期，自古至今，异说纷纭，以梵语书写经典为主的北方佛教，如中、日、韩等国，一般认为佛陀于二月十五日入灭，称是日为涅槃节。故每年于该日悬挂释迦涅槃图，并念诵《涅槃经》、《佛遗教经》等，以举行追思佛陀的法会。我国有关涅槃法会的最早记载是南宋?志磐所著的《佛祖统纪》，在其卷三十三有云：“如来于周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入灭，凡在伽蓝，必修供设礼，谓之佛忌。”

　　 由上可知，我国涅槃图像的雕造(至少可溯至南朝初期，约西元五世纪中)，是远比明确记录涅槃法会的兴办(南宋，约西元十三世纪)来得早许多，这六百年间的差距，只能推说，涅槃图像虽可作为涅槃法会的辅助之用，但并不一定我国寺院都会举办涅槃法会；此或许是因我国寺院一向是以注重“佛诞节”(又称“浴佛节”，北传佛教订以每年四月八日)为主有关。也因此，笔者认为，涅槃像的造建与涅槃经疏的流布较有关连，而涅槃法会的兴办似乎则与涅槃思想及涅槃宗的成立，在时间上较无影涉。

　　 肆、大乘涅槃经典在印中的传译情形

　　 佛教传入中国，当在两汉之际。最早的译经师，要算东汉桓帝时代(147～167)的安世高与支谶。此时，印度正是大、小乘并行，而以大乘为主的时期。由于大乘涅槃经主张“法身常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及“阐提亦能成佛”，一般学界将其归列为如来藏体系的“真常唯心论”，而有关大乘涅槃典籍的传出，最初应是起源于印度南方，而后经中印度传至北方，并流行于罽宾(今克什米尔)的。如《北本涅槃经》卷九说：“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为于南方诸菩萨故，当广流布、降注法雨弥满其处。正法欲灭，当至罽宾。”法显版《佛说大般泥洹经》卷六也有类似说法：“我(佛)般泥洹后，正法衰灭。于时此经(大般泥洹经)流布南方，为彼众邪异说、非法云雨之所漂没。时彼南方护法菩萨，当持此契经来诣罽宾。”而同属涅槃经系的《大方等无想经》卷四〈大云初分如来涅槃健度第三十六〉也说：“我涅槃后，是经当于南方国土广行流布，正法欲灭余四十年，当至北方。”另据印顺法师的研究指出：“传说南方有一毗陀耶奈伽罗地方，关于如来藏的偈颂，连童女们都会歌唱，这是真常大乘经大兴于南方的说明。笈多王朝前后，(这些如来藏经)都次第传来中天竺，而且迅速的到达北方。”

　　 至于大乘真常经系的传来中国，早期的主要译师有三：一是翻译《大般涅槃经》的北凉昙无谶(385～433)，二是南朝刘宋时代的求那跋陀罗(394～468)，三是东晋时期翻译旧本《华严》六十卷的佛驮跋陀罗(觉贤，410～429)。昙无谶与求那跋陀罗两位，是中天竺人，他们的译典，应可视为当时流行于中印度的经典。昙无谶从中天竺带来的《涅槃经》，代表著称扬真常我的佛性，严持戒行的根本思想(此也与其另一作《大方等无想经》或称《大云无想经》思想一致)。后来，昙无谶又从于阗求得了《涅槃经》的余分，这是更融会了盛行于北天竺的“大乘空”与“毗昙有”，而确立了“一阐提人亦有佛性”的教说。至于求那跋陀罗则是由海道而来我国南方，译有《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胜鬘经》与《楞伽经》等真常经系(如：不离众生蕴界的如来藏，《胜鬘经》称其为“自性清净心”；《楞伽经》则更进一步以“如来藏识”为依止，广说唯心法门。)而觉贤禅师，则译出了支法领从于阗取来的大部《华严经》，内容也不乏充满了如来藏与唯心的教说。至于觉贤禅师与法显共译的六卷《泥洹经》，则同属于大乘真常经系。

　　 有关此一经系的传译情形，印顺法师有进一步的发挥：“中国一开始，便是大乘为主，小乘为从的局面。虽也偶有偏宗小乘的，如僧伽提婆(四世纪末)说：‘《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而大量译传《阿含经》、《广律》、《阿毗昙论》，然大乘始终为中国佛教的重心。中国佛教主要为印度的中期佛教，从支娄迦谶的传译，经竺法护(三世纪后半)而到鸠摩罗什的(401)来华，都是著重于大乘经论的传宏。当时中国所传译的大乘经，可说都是龙树《大智度论》中所引用过的性空学派的大乘经；之后，中国走向了真常唯心论与虚妄唯识学的译经道路：如昙无谶(416)的《大般涅槃经》、《大云经》；佛驮跋陀罗(420)的《如来藏经》；求那跋陀罗(440)的《楞伽经》、《解深密经》、《胜鬘经》等；菩提流支(510)的《楞伽经》、《十地论》等；真谛(560)的《摄大乘论释》等；波罗颇迦罗(630)的《大乘庄严经论》；玄奘(650)的大量法相论典，这都是龙树所不曾引用过的真常大乘经系与无著、世亲系统的唯识论。”由法师的研究推知，印度与中国在大乘经典的流通顺序上是一致的，都是先“性空经论”而后“真常唯心经论”的次序。这是约时间传译的先后来说。

　　 再就空间地域的影响而言，法师指出：我国初期传入大乘佛教的译师，主要有三位，一是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二是原籍月氏，生长炖煌，曾游历西域的竺法护(弟子有聂道真、竺佛念等)；三是原藉印度，生长于龟兹，曾游学罽宾的鸠摩罗什。他们的译籍，可以看作是大月氏时代(属贵霜王朝，为兴盛于西北印度一世纪末至三世纪中叶的统一王朝)的大乘佛教代表。初期大乘经的传译，与雪山东北的斫句迦和于阗地区有关。朱士行(270)到于阗，求得了《大品般若》，后由于阗沙门罗无叉(应为无罗叉)译出。支法领西游(410)，在于阗求得《华严经》，后由佛驮跋陀罗译成六十卷(唐代新译的八十《华严》，梵本也是从于阗得来)。而昙无谶译的《大般涅槃经》，版本与法显在中印度所得的一致，十卷以后(应为十二卷)，则是从于阗得来补译的。可见于阗与中国的大乘经教，关系至为密切。至于和于阗比连的斫句迦，玄奘曾传说其王宫有《般若》、《华严》、《大集》等十部(或传“十二部”)，都是部帙庞大的大乘经。鸠摩罗什的大乘空学，从莎车王子学来，莎车正是斫句迦的别名。于阗与斫句迦的大乘教的隆盛，比北印度并不逊色。反而六世纪后，北印度罽宾区的佛教衰落，于阗与斫句迦，却还保持著大乘的盛行。从地理上看，大乘是从犍陀罗，乌仗那，通过大雪山及葱岭而东来我国的(法显等西去，玄奘之回国，也都是这一路线)。显然，中国初期(汉、魏、晋)的大乘教说，不能不说是受到这一地区的深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