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九种的经录中，前十五种分别为《大正藏》第四十九及五十五册所收。其次三种，为《宋藏遗珍》所收，但均为残本。最后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则收于大正藏的《法宝总目录》的第二卷中。

　　 [6] 见《僧祐录》卷一，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六中。

　　 [7] 如《开元录》卷十一说：“《方等般泥经》二卷(亦名《大般泥洹经》或三卷)，名晋三藏竺法护译(第一译)、《四童子三昧经》三卷(或直名《四童子经》)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第二译)，右二经同本异译。”(见《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五九一上。)实际而言，《四童子经》为《方等般泥经》前六品的别译，内容则为叙述佛将涅槃之际，在俱尸那国力士居地、娑罗双树间，阿难、阿尼娄陀与四童子等，四方一切有情皆齐集佛所，佛即为诸有情说涅槃道，以成就有情善根。然此经尚未有“法身常住”观念、更无“阐提成佛”说法。

　　 [8] 如《僧祐录》卷十五〈智猛法师传第九〉云：“(猛)后至华氏城，是阿育王旧都。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宗。……沙门法显先于其家已得六卷《泥洹》。及见猛问云：秦地有大乘学不？答曰：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猛就其家得《泥洹》胡本一部。”(见《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一一三下。)

　　 [9] 据《僧祐录》记载昙无谶(或称昙摩谶)本为三十六卷，如卷二说：“《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伪河西王沮渠蒙逊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译出)”(《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十一下～十二中。)以及卷十四〈昙无谶传第三〉说：谶最初所得本为“(白头)禅师授以树皮涅槃经本”，由于读此经后“遂专业大乘”，后因得罪国王，“乃赍《大涅槃经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奔龟玆。”后受河西王沮渠蒙逊之请，“(谶)于是学语三年，翻为汉言，方共译写。是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法藏，深相推重，转易梵文。……谶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国寻心。……后于于阗更得经本，复还姑臧译之，续为三十六卷焉。……初谶译出《涅槃》，卷数已定。而外国沙门昙无发云：此经品未尽，谶常慨然，誓必重寻。蒙逊因其行志乃伪资发遣，厚赠宝货，未发数日。(谶)乃告众曰：谶业对将至，众圣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义不容停，行四十里，逊密遣刺客害之，时年四十九。众咸恸惜焉！后道场寺慧观，志欲重心后品，以高昌沙门道普，常游外国，善能胡书，解六国语。宋元嘉中，启文帝资遣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遂卒。普临终叹曰：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同上，页一○二下～一○三中)而据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以下简称《梁僧传》)卷二〈昙无谶传〉说：“涅槃梵本，三万六千偈，于此方减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余偈。”(《大正藏》第五十册，页三三九中。)可见谶所译者，仅及梵本的三分之一左右，道普所叹息的《涅槃》后分，也即是其余三分之二未翻的梵本部分。到了《开元录》则称此《涅槃》经有四十卷，如卷十一说：“《大般涅槃经》四十卷、或三十六卷四帙，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于姑臧译。”(同上，页五九一上。)由此可知，谶最初译出十二卷，也即是《大般涅槃经的前分》，最后谶共译出了三十六卷，然后来却成为四十卷本，则谶遇害后，弟子们当有增补过。

　　 关于此，日人水野弘元指出：最初白头禅师交给谶写在树皮的梵文《涅槃经》，所译出的《涅槃经》只是初分的十卷，后来他到于阗找到《涅槃经》的中分，翻译成十卷，之后，他听说仍不完整，再派使者到于阗找回后分，共翻译出《涅槃经》三分三十卷(水野弘元著、刘欣如译，《佛典成立史》，台北，东大，1996，页135～137。)此说法，不仅与《僧祐录》的记载有别，同时在经数上，也不一致。

　　 其次，印顺法师也提出：“昙无谶早先从中天竺带来的《涅槃经》，仅是初分的十卷(应是十二卷)，与当时法显从华氏城得来的六卷《泥洹经》(《开元录》卷十一：或十卷)完全一致。”(印顺法师，《以佛法研究佛法》，台北，正闻，1988，页242。)若从《南本涅槃经》“严等依《泥洹经》(指法显的六卷译本)加之”一语，及本经与《泥洹经》内容比较来看，此说法大致无误。从东晋至南北朝，此三本已并行于世，也就是《梁僧传》当时所说的“始有数本流行”之意。

　　 [10] 虽然《大正藏》将本经的译者只列法显一人，然据《僧祐录》卷二所记，六卷《大般泥洹经》是法显与佛驮(大)跋陀(即佛贤或觉贤)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8)，在道场寺所共译出的，如经云：“沙门释法显，以隆安三年游西域，于中天竺师子国得胡本，归京都住道场寺，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共译出。”(《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十一下～十二上)。然该书卷十四〈佛大跋陀传第四〉却又单独记载：佛驮跋陀罗曾译有《泥洹经》六卷(页一○四上)。《开元录》卷十一也说：“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共觉贤译。”(《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五九一上)。由于佛驮禅师与法显曾在建康道场寺值遇和止住过，本经当为二人所共译的，而此经梵本，则是法显从中天竺师子国(或说华氏城，为摩揭陀国阿阇世王所建的都城)所取得的。

　　 [11] 见《开元录》卷十一，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五九○下～五九一中。

　　 [12] 见《阅藏知津》卷二十五，收于《大正藏》〈法宝总目录〉第三册，页六○四上～下。

　　 [13] 同注十一，页五九一上。

　　 [14] 如本经云：“此经(《居士请僧福田经》)前题云：昙无谶出，案谶所出无此，故入疑录。”见《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三十九上。

　　 [15] 阿姜塔石窟作品，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一、二世纪，不过大多数属于西元五至七世纪的产物。有关本石窟的记载，最早见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玄奘于游学印度时，在贞观十二年(638)，曾到过南印度的摩诃剌侘国，概括叙述了此一石窟的当时全貌(详见《大正藏》第五十一册，页九一○上。)

　　 [16] 见《大正藏》第四十九册，页三一九中。

　　 [17] 此是依印顺法师对于印度大乘经论，分判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大体系，而为今日学界采用来说的。

　　 [18] 见《大正藏》第十二册，页四二二中。《南本涅槃经》同说(页六六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