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而言，大乘涅槃经，可说是真常经系中最早传入中国的作品，其影响中国大乘佛学至剧，尤其是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日后更成为我国佛教各宗派所共同宣扬的理念。

　　 伍、昙无谶、竺道生与涅槃学派的兴衰

　　 我国在佛教初传的魏晋时代，一般僧人的修学都是以译场为中心。当时，每一位译经家的门下都有一批弟子从学，他们既是译经家的助手，也是译经家的学生。当其译经时，常常是口述经意，而由弟子们执笔成书(笔受)的。魏晋时期，由于支谶的《小品般若》(《道行般若》)和竺叔兰与无罗叉共译的《大品般若》(《放光般若》)的译出，成为当时僧人的主要修学内容，从而出现此一时期最辉煌的“般若学”之“六家七宗”。之后，随著其他经典的陆续译传与研习，中国僧人中出现了“毗昙师”、“成实师”、“涅槃师”、“俱舍师”等许多的师门与学派，而这些学派最初都是以某一经典的翻译作为开宗，由译师传授弟子，再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一种宗派。中国涅槃宗的形成即是一例，此学派以弘传《大般涅槃经》为宗，而以东晋名僧竺道生(355～434)最为著名。竺道生据《大般涅槃经》内容，创“善不受报”与“顿悟成佛”说，在中国佛教僧人中挑起了关于“佛性”学说的研讨。南朝刘宋时，僧人法琳，祖述道生，著《涅槃记》；道生弟子道猷，在道生逝世后，应宋文帝之请，在宫中讲说道生的顿悟之义，也备受推崇。在南朝，著名的涅槃师也甚多，从而形成一股研究涅槃教说的风潮。

　　 至于涅槃学的起源，起自于法显所译的六卷《泥洹经》(大陆学者称《小本涅槃》，东晋义熙十三年译出，418)，由于这部经典的译出，便首次把佛教的“佛性”思想介绍到了中国。所谓“佛性”论，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即“如来藏性”，也就是成佛的根性)；因此，也都能成佛，当然也包括了“一阐提之人”(指断绝一切善根的人)。这一思想的出现，便在中国佛学发展史上，逐渐得萌芽、滋长与茁壮开来。稍后，昙无谶于北凉沮渠蒙逊玄始十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五年、刘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依河西王沮渠蒙逊之邀，于凉州姑臧首次译出了四十卷完整的《大般涅槃经》(北本或大本《涅槃》)，而使涅槃学说更趋完备，又谶不仅从事翻译，更极力弘传讲说《涅槃》思想，当时，佐助其译业者有道朗、崇智等人，从而促进了北朝的涅槃研究之势。因此，谶也被奉为本宗的开祖。约过十年以后，到了宋文帝元嘉初年(一说七年，430)，经本传到了南方。据《梁僧传》卷七〈慧严传〉记载：“《大涅槃经》初至宋(指南朝刘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即小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即：小本、大本或北本、南本)流行。”经过严等的再治后，北本《涅槃》的四十卷、十三品，改成了三十六卷、二十五品的南本《涅槃》。随著小本《涅槃》的译出，特别是大本《涅槃》的问世，加上南方的再治本，根据吉藏《大乘玄论》卷三的统计，南朝讲佛性者，就有十一家之多。可见，《涅槃》的“佛性”论，在当时已成为南朝的“显学”。

　　 然而使“佛性论”真正受注意者，首先，却是竺道生。道生初出于竺法汰(320～387，为般若学六家七宗的“本无宗”代表)之门，后入庐山师事慧远七年，又与慧睿、慧严等投入鸠摩罗什门下，被仰为什门俊逸。义熙五年(409)归江南后，从事对《维摩》、《法华》、《泥洹》等经的注疏工作，同时提倡“顿悟成佛”说。在当时江南的佛教界风行著「渐悟说”的环境下，自然被视为异端；他又基于法显的六卷《泥洹》，提出“阐提成佛”之义，当时，《大般涅槃经》尚未传到南方，听闻者皆难以信服，便群起攻讦他，师遂遭教界的摈斥，而离开了建康，隐于今江苏苏州的虎丘山。之后三年，即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昙无谶于凉州译出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传到了南方，经中明举“阐提成佛”之说，教界始知他的主张正确而大为惊愕并叹服。之后，南方有道场寺的慧观，想继昙无谶的遗志，欲求本经的梵本后分，曾请刘宋文帝敕命道普西行寻求，然未能达成目的。后来，慧观、慧严及谢灵运等奉文帝之命，参酌法显及昙无谶所译本，加以润饰，整顿品目，就成了南本《涅槃》。不过在当时，北地仍是沿用北本，南地则是依用南本的。

　　 综观南朝四代至隋之间，涅槃学者人才辈出，涅槃学风也因此特盛，有的为之注疏，有的努力讲说，蔚为一时之学。据《梁僧传》记载，宋朝有慧静、昙无成、僧庄、道汪、僧亮、静林、慧定、昙斌、超进、法瑶、昙济等；齐有道慧、慧基、僧宗、昙纤、僧柔、敬遗等；梁朝有宝亮、智秀、法智、昙准等。其中，梁武帝以帝王之尊，特宗涅槃一经，曾于同泰寺宣讲此经，又修“涅槃忏”，并于天监八年(509)，敕命宝亮等制《涅槃经义疏》十万余言，而使涅槃宗发扬光大以致于鼎盛。宝亮的门下有光宅寺的法云、庄严寺的僧旻等。到了隋代，则有昙延、慧远、道绰、法砺等；唐朝时，其思想与地位虽为后起的天台宗所逐渐容并与取代，然仍有灵润、道洪等讲说涅槃，并有道宣、法宝等志在《涅槃》而加以弘传。天台宗兴起后，智顗大师以自家的教观二门(“教非观不传，观非教不正”)兼备为依准，吸纳慧观的五时判教32，且把《涅槃经》作为其《法华经》的补助，视其为“捃拾教”，从此，独立讲说与弘布涅槃经者，便日渐凋零而终至绝迹了。

　　 陆、结论

　　 大般涅槃经典，是我国大乘真常经系最早的译传典籍。严格说来，尽管涅槃宗仅盛行于南北朝期间，尔后衰颓于天台宗崛兴之时，然其所探讨的“法身常住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论”、“阐提亦能成佛之说”，此一如来藏系思想，实已成为我国佛教自隋唐以来，各主要宗派师门，如天台、华严、禅宗等所普遍接受并宣说的理念。此一影响，不仅是使佛教中国化的道路更有发挥和成长的空间，同时，也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本文从史学的角度著手，先从涅槃的字义及历代经录的版本学说起，其次谈到有关涅槃经典的分类、译传与注疏的经过，之后，循著有关本宗人物的年代脉络，提出从东晋法显的小本《涅槃》问世，到南北朝间，北本、南本涅槃的风行，以及梁武帝的大力弘扬，而使本宗达于鼎盛时期的起因和发展之说明。这中间最值得注意者，是为当时所不容、却能根据小本涅槃，而首先独具慧眼的提倡“阐提成佛”，却引起众人非议的竺道生，也由于他对佛性的论点具有争议性特质，而使北本南传后，造成南方一股无可抵挡的研究涅槃学风的气势；另一方面，涅槃经中明白提出人人皆可成佛的论点，正与我国儒家鼓吹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念相符，所以，很容易的为当时帝王将相以及教门各家所接受，此亦是本宗能兴盛的另一原因。然随著天台宗法华经会与庞大教观二门体系的建立，逐渐将整个涅槃重要思想内涵全都摄融进来，加上本宗后继无人，而天台学派却有新出之势，以致唐朝以后，本宗已渐式微。但这并不表示从此涅槃经典不再受人研究、重视，因为，涅槃经典仍然被天台宗判为第五时教，是作为法华经会的辅助的，故仍有其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