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重视华严单本经的大约是支道林。据刘宋陆澄的《法论目录》记载，支道林（314－366）曾研习过早期入华的华严单行经，《出三藏记集》就收录有他的《本业略例》和《本业经注序》。

道安（312－385）在编纂佛经目录时涉及到多种华严单本经。他通过考察《兜沙经》的文体，认为此经似为支谶所译，他对竺法护所译的《如来兴显经》评价甚高，认为《兴显经》亦是大经，因为该经说事广大，义理幽深，乃众经之美望，辞叙茂瞻，真有奇闻。道安也是已知研习竺法护所译《渐备经》的最重要代表。据道安说，《渐备经》译出后曾流传于凉州。东晋宁康元年（373年），释慧常等抄写此经，托人连同《光赞般若经》一起送往居住襄阳的道安。传送人路过长安时，书被借抄，至太元元年（376年）10月3日送达，道安研读此经后作《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道安还对《渐备经》九住的内容予以简要总结：“《渐备经》十住行，第一住今（忘），第二住说戒行，第三住说十门、五通事，第四住说三十七品事，第五住说四谛事，第六住说十二因缘事，第七住说权智事，第八住说神足变化事，第九住说神足教化事，第十住亦说神足教化事。”[22]道安对《兴显经》和《渐备经》等的信仰和解读偏重于总结经典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很少发挥，主要是从整理佛典的角度入手而对华严类经典进行的考校。这也符合道安传教工作的特色，即对此前所出的佛教典籍作全面的整理工作。如此，道安与华严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典藏的整理方面，更表现于对其的悉心研习。《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中说，道安凭借政治势力，享受特殊薪金，其薪给和王公相等。足见其已不仅属于佛学之精英，且已经相当于贵族身份。这对初期华严思想在中国生根是有特殊意义的。

此外，道融也是比较突出的华严学僧。他从学于鸠摩罗什，除著有《法华》、《大品》、《金光明》、《维摩》等经的义疏外，还著有《十地义疏》，传扬华严学说。道融后来离开长安，住在彭城，“常讲说相续，问道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23]他既作《十地义疏》，华严十地思想亦应该属于讲授传扬的重要内容，于是，华严思想随着他的影响的日益扩大而在中国北方获得不断的推广。

2、华严单行经在南方地区引起的回应

江南的佛教在南朝时期获得击打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华严集成本实现了最早的输入，华严单行经也引起中国人的广泛兴趣，原来默默无闻的华严思想开始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传播，域外华严思想的向中国的输入迈开了更为显著的步伐。

东晋末年，寺僧“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4]进入南朝时期后，王公贵族纷纷建造寺院，仅建康一地的佛寺即达五百余座。官僚士大夫有时也向寺院举贤，促进了寺院佛学的发展。南方士大夫、名士文人不但喜欢供养寺僧，而且都喜好清谈，玄佛并参成为一时之时尚。由此，南方佛教十分繁荣，特别是南方的佛教义学达到十分繁荣的地步。作为一种理论思辨性很强的学说，华严思想在南方的传播比在北方具有更为优越的环境，初期输入中国的华严单行经在南方获得的广泛的回应。

昙斌是刘宋时人，他居住在京城庄寺，从南林法业学习《华严经》。法业曾随佛陀跋陀罗在《华严经》的译场担任笔受，深感大乘佛教之指南就在“华严”，于是就随佛陀跋陀罗学习梵本《华严经》。据说他日夜精研，穷其蕴奥，便撰《华严旨归》二卷。法业为集成本《华严》的直接传承者，昙斌从其受业，可谓权威传承。他于建初年间（454－456）居住新安寺，除讲《小品》外，还讲《十地》，推广华严思想，后来于元徽（473－476）年间去世。

慧亮居京城何园寺，与昙斌齐名，也热中华严，屡讲《十地》，后于元徽年中去世。弘充居刘宋京城多宝寺，讲《十地》，齐永明年间（483－493）卒。宝亮（444－509）先后居中兴寺、灵昧寺，讲多种经典，其中讲《十地》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余人。

齐时南方佛教继续发展，研究者倍出。例如，僧钟（430－489）居京城中兴寺，精通《成实》、《三论》、《涅槃》和《十地》，为齐文宣王所重，其对华严的宣扬体现着王室对华严思想的重视。法安（454－498）早年师事白马寺慧光，齐永明（483－493）住京城止中寺，讲《十地》，并传有《十地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