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是指从《兜沙经》译出到竺法护之前。在时间上大约从公元1世纪下半叶（约178-189年）到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约266-313年之间），集中在后汉和三国时期。此阶段所译华严经典在思想形态上也比较一致，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主要是从“分身”说入手讲佛刹及佛陀功德，如《兜沙经》的前半部分即主要阐述这方面的内容；其二，主要以十地思想为核心，以“十数”的模式组织其结构以宣说菩萨行法；其三，经典中代佛宣法的上首菩萨多为文殊菩萨，说明此时所译的华严经典均为文殊类经典。

1、从《兜沙经》的传译看最早输入中国的华严学

《兜沙经》的产生不早于公元1世纪，不迟于公元2世纪中叶。一般认为，它不仅是最早形成的华严类经典，也是现存最早输入中国的域外华严典籍，不但在华严入华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印佛教文化交往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本经为后汉时期的支娄迦谶翻译。据《出三藏记集》中记载：“安公云：似支谶出也。”[1]后代的经论都同意这一定论。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三讲第一节中说：“兜沙”之意为“十”，由于经中所述与“十”有关的法，故以此为经题，内容则是述说十方佛刹皆有佛，又说菩萨行有种种十法，其中与十有关的术语甚多，如“十方泥洹慧”、“十住法”、“十印”等。对于“兜沙”之名的由来，日本学者近藤隆晃引其古译“怛沙竭”、“兜沙陀”、“多沙陀”，从而断定tathāgata为古音，是“如来”的音译。[2]印顺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采信的，并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十三章中进行了论证：《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说到 “般若波罗密、兜沙陀比罗经”，比罗是Piţaka(藏的音译)，《兜沙陀比罗经》就是《如来藏经》。《菩萨处胎经》立“八藏”，在“摩诃衍方等藏”和“十住菩萨藏”以外，又立“佛藏”，可能就是《如来藏经》，这是以如来的果得——佛号和佛功德为主的经典，是《华严经》中部分内容的古称。[3]在此，印顺对《兜沙经》的内容也作了详细研究，认为是《如来名号品》第七的略译，及《光明觉品》第九的序起部分，这与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

从《兜沙经》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最早输入中国的华严学说的基本体系和基本特点。

首先，本经同般若类经典一样宣扬多佛思想，列举“今现在”诸佛，明确宣扬多佛崇拜，拓宽众生成佛的范围。它以释迦“分身”说来论证多佛世界，强调释迦佛身超越时空的遍在性，即以佛性统摄十方佛刹，以此作为多佛并存的根据，把释迦崇拜和多佛崇拜统一起来。例如此经末尾的一段文字：“释迦文佛，都所典主，十方国，一一方，各有一亿小国土，皆有一大海一须弥山，上至三十三天，一小国土，如是所部，凡有十亿小国土，合为一佛剎名为蔡呵祇，佛分身，悉遍至十亿小国土，一一小国土，皆有一佛，凡有十亿佛，皆与诸菩萨，共坐十亿小国土，诸天人民，皆悉见佛，诸菩萨诸天人民，皆持佛威神，相视如迎。”[4]

其次，在述说佛与众生的关系时，采用“放光”说，佛光遍照而显现十方世界一一佛刹，佛放光加被而使诸众生悉皆见佛。如：“如是，佛放光明，先从足下出，照一佛界中，极明现十亿阎浮利天南，十亿大海，十亿须弥山，十亿遮加惒山，十亿弗于逮天东，十亿俱耶匿天西，十亿欝单曰天北，十亿照头摩罗天，十亿忉利天……如是等，各各照见诸天上人所止处，敢是佛界中……诸天人民，皆悉见佛，诸菩萨诸天人民，皆持佛威神，相视如迎。”[5]“放光”联系佛慈悲与众生佛性，体现出佛与众生的关系。这种思想在《光赞般若》、《放光般若》中也有体现，如《放光般若经》卷第一：“尔时世尊复放身毛，一一诸毛孔皆放光明，复照三千大千国土，复照十方无数恒边沙国土，一切众生见光明者，毕志发无上正真道意。”[6]《光赞般若》中也说，“彼何谓放光明三昧？住是定意时，一切三昧皆演光明，是谓放光明三昧。”[7]《光赞般若》中所讲“放光”是从“定”出，《放光般若》中已是从佛身出，且具备了“普被”的性质。《兜沙经》所述的“放光”不仅“普被”众菩萨与天人，而且十方世界一一佛刹皆从佛光显现，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对般若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再次，《兜沙经》重视“十”这个数字，并且多方面的创用：（1）严格以“十”为计量单位组织经文，论述教义和表达思想，这种组织形式被后来大本《华严》所采用。（2）严格以“十”为计量单位，列举菩萨修行名目，使菩萨行具有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