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卫是南朝时代研究《十住经》最著名的代表。他居于荆州的长沙寺，根据《高僧传》记载：“时长沙寺复有僧卫沙门，学业甚着，为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为之注解。”[25] 僧卫的注书已不存在，《祐录》卷九保存了他的《十住经合注序》。僧卫认为《十住经》“乃众经之宗本，法藏之渊源，实鉴始领终之水镜，光宣佛慧之明者也。”[26]此语应该是认为《十住经》在讲菩萨行法上优于以前所出经典，这或许就是针对当时般若玄谈风靡南北的状况而言的。他认为，般若菩萨行理论不及“十住”、“十地”等华严教义那样说事具体详尽，但是华严“十地”理论受重视的程度却不及般若，为了提高华严菩萨行理论的地位，故僧卫立此论调。

在《十住经合注序》中，僧卫以解释此经为何能引导人进入“法云地”为核心。序言开始便说：“夫冥壑以冲虚静用，百川以之本；至极以无相标玄，品物以之宗。故法性住湛一以居妙寂，纷累以运通。”此中万物本体解释为“至极”，事物的性质称为“法性”，且认为事物是运动的，即“运通”。对“运通”解释为“法”的“运通”和“心” 的“化积”两个方面，而运动的最终归宿是“妙寂”，不同于般若“空”的空观概念。以此为论调，提出“心”、“识”与“智”、“见”的概念，并用来解释菩萨的行法，认为“心识”由于“执著”而产生了“运通”，离开执著达到正确的“智见”，则归于“妙寂”，从而与本体的“至极”相契合，这样就达到了菩萨修行的最高境界“法云地”。

僧卫对“华严十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提练，提出了“至极”、“妙寂”、“运通”、“心识”、“智见”等一系列概念，创造性的运用新概念解释菩萨行法，这种研究成果是对此前所作各种华严单本经研究的第一次成功突破。但其所作的发挥很明显是老庄哲学与华严思想的有效融汇，具有明显的格义风格，这也是汉魏以来中印文化交往以及中国佛学发展所呈现的一贯特征。僧卫对《十住经》总体思想的把握有一定准确性，同时探合《老子》思想予以发挥，促进了佛教思想的融和，对华严入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域外华严单本经向中国的初期传入过程中，中国僧俗无法了解域外华严学的整体面貌，华严经学的多头创用尚未展开。此时的华严传播重在整理佛典以及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特别是思想上的彼此疏通。有关域外华严单行经在中国的最早回应始于东晋，集成本出现后，这种回应与传承并未断绝，一度与集成本的流传相并行，并持续到南北朝之后。在诸单行经中，最受关注的是“十地”类经典，并形成了以专弘“十地”而著称的地论师，与当时“摄论师”相映增辉，交织出一副华严入华的历史画卷。

[1]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册，第6页。

[2] 参见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3] 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正开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2页。

[4] 《兜沙经》，卷一，《大正藏》，第10册，第446页。

[5] 《兜沙经》，卷一，《大正藏》，第10册，第446页。

[6] 《放光般若经》，卷一，《大正藏》，第8册，第1页。

[7] 《光赞般若》，卷六，《大正藏》，第8册，第190页。

[8] 参见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正开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2页。

[9] 支谦：《佛说菩萨本业经》，卷一，《大正藏》，第10册，第447页。

[10] 支谦：《佛说菩萨本业经》，卷一，《大正藏》，第10册，第449页。

[11] 慧皎：《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323页。

[12] 参见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13]  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正开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4页。

[14] 《兴显经》，卷一，《大正藏》，第10册，第592页。

[15] 《兴显经》，卷一，《大正藏》，第10册，第592页。

[16] 《修行地道经》，卷七，《菩萨品》，《大正藏》，第15册，第229页。

[17] 《度世品经》，卷六，《大正藏》，第10册，第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