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部佚失的经典是《普贤菩萨答难两千经》共三卷，最早的记录见于梁代僧佑《出三藏记集》之《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华严经传记》卷一谓是《华严经·离世间品》的异译。《离世间品》是文殊类经典和普贤类经典的混合形态。现存汉末三国的华严经典只有《兜沙经》和《本业经》两部，都是属于文殊类经典，普贤类经典直到西晋的竺法护时才传入中国，并且在内容和结构上明显有衔接此前文殊类经典的特征。而此经却为普贤类经典，且在三国吴时已经译出，如此说来，此经有两种可能：其一，它是早期普贤类经典；其二，关于此经的记录可能是误传。再者，此时的华严思想还很不健全，其影响也未展开，而且出现的都是文殊类经典，所以此经不被重视而失佚也是极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域外华严思想向中国传入初期的第一阶段以《兜沙经》和《本业经》的汉译为标志，这两部经典均比较短小，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着最早入华的域外华严思想的特征。因为早期华严经典以般若为基础发展而来，最早入华的华严经典也具有明显的继承般若思想的痕迹，这与东汉三国时期般若经典向中国的传播以及早期译经家同时热中般若的历史直接吻合。早期曾经传译的其他华严经典尽管在内容方面可能有一些差异，但从域外文化向中国传播的角度来看，同样具有初传时期的零碎性、简单性、以及流传的有限性。与上述两部经典不同的是，它们在异域文化的传入过程中命运更加不幸，遭遇被排斥被忽视而最终佚失无闻的结局。这也正说明，外来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艰难的过程，它既依赖于传译者的努力，也取决于文化本身的力量同时还受制于传入地域的文化土壤，以及其他一些关涉文明交往的众多因素。

三、传入初期第二阶段华严单行经的分析

第二阶段是指从竺法护到《六十华严》的译出，大约是从公元3世纪中后期（约266-313年）至公元5世纪初，主要集中于西晋时期。这一阶段所华严学说的输入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华严学说进一步丰富，体现在三方面的扩充：其一，从“分身”说发展到“法身”说来讲佛刹及佛陀功德，如：《佛说如来兴显经》、《度世品经》、《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等；其二，发展丰富了“十住”思想；其三，从文殊类经典扩充到普贤类经典。第二，华严经典传入的数量比以前大增。第三，传播的地域比原来稍有扩大。第四，与同时传入的其他佛教思想结合紧密，相互映衬，相互支撑，从而使华严入华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更加浑厚的局面。

1、此阶段输入并流传后世的华严经典

此阶段所传入的华严单行经，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比第一个阶段丰富。从译经数量和所译经典的存佚情况分析，对华严思想的传播贡献最大的是竺法护，他共翻译华严类经典六部，现存五部。从经典所讲的内容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第一，塑造如来“法身”的经典；第二，树立“普贤行”与“普贤境界”的经典；第三，讲述菩萨修行的“十地”类经典。

树立“法身”观的经典，如《如来兴显经》、《度世品经》、《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兴显经》是晋译《华严经·性起品》的异译以及“唐译本”的《如来出现品》第三十七的异译。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十三章认为，《如来兴显经》卷四“尔时，普贤重告之曰”以下，是“唐译本”的《十忍品》第二十九的异译。只是在次第上，与“唐译本”不完全吻合。[13]由此也可反映出，《华严经》在不断编纂的过程中，内容组织上的一些线索。《度世品经》相当于晋译《华严经·离世间品》，属新译普贤类经典，与唐译本的《离世间品》第三十八相当，在偈颂终了，比唐译《八十华严》多普智菩萨问佛一大段。《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又名《普贤菩萨定意经》，与唐译《八十华严》的《十定品》第二十七相当，晋译《华严》没有这一品。

法身是大乘佛教对佛所教之法人格化而产生的思想，是大乘佛教普遍提高佛崇拜的结果。法护所译华严经典所强调的法身观是域外华严学说中的法身观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输入。这种佛身观就其特点来看，依然可看到与般若法身观的联系。其原因可从他所承传的学说体系以及当时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情况找到原因。他所传译的经典除了华严类经典之外，还有很重要的般若经典和涅槃类经典，如《放光般若》、《光赞般若》、《大般泥洹经》等，这都是奠定大乘佛身观的重要经典。法护同传华严、般若、涅槃类经典，说明他自身思想体系的复杂性和圆融性。《兴显经》卷一谓：“去来今佛，一切悉等，为一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