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最早输入中国的华严学说简单而富有个性。一方面它具有承自般若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理论个性。

2、从《本业经》的传译看最早输入中国的华严菩萨行信仰

吴支谦《佛说菩萨本业经》（简称《本业经》），是现存资料可以证明的三国时代唯一输入中国的华严译籍。该经最初的记录见于《安录》，后世一般延用此说。此经分为相互独立的三部：

第一部分，与《兜沙经》的内容一致，相当于序品，这种编排形式表明《本业经》承自《兜沙经》，确定了《兜沙经》在华严类经典中具有序说概论的地位。印顺《大乘初期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十三章中说：第一部分缺品名，与《兜沙经》的内容相当，可说是《兜沙经》的简化与汉化（不用音译），这是符合支谦译风的。[8]

第二部分，《愿行品第二》，相当于晋译《华严经·净行品》的部分内容。与“唐译本”的《净行品》第十一相当。第三部分，《十地品第三》，相当于晋译《华严经·十住品》的部分内容。《本业经》的第一部分在翻译风格上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文字简练通畅，整篇行文上下贯通，浑然一体；其二，将大量音译词改为意译，且多采用汉文习语用的名词术语，容纳了许多儒家伦理规范，特别引起僧俗人士的注意重视。《愿行品第二》以回答菩萨在家或出家，“本何修行，成佛圣道”的问题展开，答案是“奉戒行愿，以立德本”[9]。这种译风鲜明的体现出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从而更易于汉地人接受，反映了早期华严传播者进一步与中国文化融合的特征。与《兜沙经》相比较，《本业经》的第一部分在内容上叙述更为清晰、含义更为明确。经中所列举的“十地、十智、十行、十投、十藏、十愿、十明、十定、十现、十印”等十种名目不仅大多被后期更大部的华严类经典所沿用，十地、十定等还成为大本《华严经》的品名，可见《本业经》的“十数”结构对后期华严菩萨行内容的组织具有基础性作用。以上分析体现出《本业经》从《兜沙经》向集成本过渡的轨迹，而从华严入华的历史进程来看，《本业经》的翻译则体现了华严学说的进一步丰富，成为以后大本华严的输入的必要铺垫。

第三部分为《十地品第三》，主要内容是讲从“发意”（树立佛教信仰）到“补处”（获得诸佛功德达到佛境界）的十个修行阶段，称“十住”或“十地住”。《十地品第三》用十的数字横向列举菩萨修行的名目，这一旧框架初步形成自低到高的类似十进制的纵向体系。与《兜沙经》相比较，《十地品第三》更多吸收了般若学的内容，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把佛法抬高到了诸佛之上，此经在说到“十住”时由法意菩萨代佛宣说：“于是法意菩萨，得佛辩辞，明哲至真，不忘不难，从定意觉而言曰：诸族姓子，欲求佛者，有十地住，往古来今，皆由此成。”[10]《大品般若·发趣品》中以“般若十地行法”而成就佛果，将“般若”视为众佛之母，这与《兜沙经》“古往今来”的佛由“十住”而兴的思想具有相似性，应该是对般若思想的继承；其二，从“定”中见佛的思想，经中云：“莲华上法意菩萨，即如其像，正坐定意，入于无量会见三昧，悉见十方，无数诸佛，各伸右手摩其头，俱言，善哉，法意，菩萨勇健，乃得是定。”此处由“定”入“三昧”悉见十方佛的思想，明显是承自般若经，在般若经中入“三昧”而见佛的描述是很常见的。其三，此经中列举的菩萨，如“法意”、“首意”、“贤意”等，皆用“意”字为名，可能也是以象征形式突出“定”的重要性。

支谶是于后汉桓帝、灵帝时代游于洛阳。支谦随支亮于吴主孙权时活动在吴越。汉末时期的佛教在洛阳有两大系统，至三国时传于南方。这两大系统一为安世高的禅学，以小乘为主。其弟子有临淮严佛调、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阵慧，生于交趾的康僧会曾从三人问学。另一系统则是支谶的《般若》学，属于大乘佛教。世高与支谶同在洛阳，支谦、僧会同住建业，二人虽系西域人，而生于中土，深受华化，其译经体现出与玄学同流的特征，两晋以后佛学则上承此风。支谦、僧会为三国吴地佛教兴起的奠基人，支谦初入吴地，就译出《菩萨本业经》，可见其与华严的关系。

3、《十地断结经》与《普贤菩萨答难两千经》的失佚

梁慧皎《高僧传》卷一《竺法兰》中说，《十地断结经》是汉明帝永平年间，竺法兰在洛阳译出的，同时译出的还有《四十二章经》等共五部经典。关于失佚原因的记载是：“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11]这样看来，《十地断结经》是最早的佛教汉译经之一，是华严类典籍中最早的译本。然而，关于竺法兰，学术界一般认为此时并无此人，且《四十二章经》也被认为是后人假托的。由此来看，竺法兰及其译典都是值得怀疑的。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第一章中对此作了否定，认为竺法兰其人及所译经典，明显是南朝刘宋之后的假托，以附会汉明帝求法、佛教初入汉地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