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关“佛教文学”一词，历来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日本佛教学者如深浦正文、前田惠学、小野玄妙等将佛教经典中具有文学意味的经典视为佛教文学的范畴。然而《中国佛教文学》一书的作者，加地哲定却认为经典的佛教文学，不是“纯粹的”佛教文学，因为经典中的文学，只是阐明教理的手段，非从文学创作的意识去写。真正的佛教文学应当是将自己对教理的心得、体验及信仰，有意识地从事文学创作，化为文学作品来表达。

所以加地哲定先生认为虽然也可以将佛教的某些经典视为经典文学而纳入佛教文学的范围；但这不是佛教文学核心的部分。从严格的角度而言，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作者把自身对佛教的体验或理解，运用文学的技巧、形式等表达出来的作品。是作者有意识地从事文学创作。作品中反映的是作者的宗教境界；而非为了传教、帮助解释教理等目的，而写一些具有文学趣味的辅助教材。由此可看出加地哲定强调的是佛教文学着重在创作心态上的要求。因此在中国佛教文学作品中，他最推崇以诗偈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禅门诗偈，认为这个部分才真正是中国佛教文学的核心。

但是这样界定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加地哲定最推崇的禅门诗偈，其中固然有诗僧有意识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写禅诗，但也有许多禅师只是藉着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禅悟，他们并非刻意从事文学创作或追求文学上的成就。但其书第七章“禅门中的佛教文学”并没有细分这两者的区别而均收录。

另外，胡适先生的《中国白话文学史》第九、十两章，将佛经的翻译视为“翻译文学”来讨论，认为由梵巴文字译成中文经典，汉译佛典本身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一种新创的文体。并且这种新创的文体也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可见汉译经典从语法、修辞、译笔、文体各方面来研究，都可列入“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范畴。胡适先生并指出佛教经典中有许多可视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尤其盛赞《维摩诘经》是一部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而《法华经》中的几则寓言，是世界文学里最美的寓言。

综合上述所论，再参考国内学者的一些零星论述，个人认为：“佛教文学”一词，可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界定它，约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佛教经典文学的部分。自阿含以来的各大小乘经典及律藏中，都有许多充满文学色彩的地方。十二分教中的本生、本缘、本事、譬喻更是经典文学中的主流。另一是佛教文学创作部分。即以文学手法来表现佛理，带有佛教色彩的文学创作。包括历来文人、僧人及庶民的佛教文学创作，表现在小说、戏曲、散文、诗歌及俗文学中的作品。

至于“中国佛教文学”的范围，循“佛教文学”的界定，大略亦可粗分为汉译佛典中的经典文学部分。及中国文学作品中不论是诗、散文、小说、戏曲、俗文学等，带有佛教色彩的作品；当然最好的佛教文学作品，应是具备如余国藩先生所指出的具有文学的“创造性”和“宗教的启发性”的作品（例如西游记）。

检视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一直不是佛教研究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主流。在佛教研究中，教理、教制、教史、教团等研究才是主流；在中国文学的园地中，非关佛教的各类文体、文论、文人的研究已是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给了。且中国文学在内容及技巧、意境各方面是受儒、释、道三家影响，非独佛教而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能略略关照到佛教影响部分者较多，全面关注的论文相对上毕竟仍占少数。但在这两大范畴中，前辈学者已做了筚路篮缕的工作。如胡适、陈寅恪、梁启超、郑振铎、钱钟书、季羡林、金克木、向达、柳存仁、季羡林、饶宗颐、周绍良等，都在这块园地上作过辛勤耕耘。他们研究的课题，包括声律论与佛经转读的关系：佛经故事对南北朝小说的影响、敦煌变文中的佛教影响、佛经翻译文体对古代诗文的影响，当然也涉及到了中印两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以上这些课题都是属于开创性研究，各位前辈学者，成果斐然，然多是以单篇论文论某一课题，没有在某一课题上以专书的形式来发表，属于点、线的研究。

以下试就汉译佛教经典文学研究及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两大部分来进行介绍。而探讨的时间、区域则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在成果中以专书为主，包括博硕士论文，以及已出版的关于某一主题专论的著作。至于单篇论文，及单篇论文集则多未予讨论，只列在附录以资参考。这是由于一则考虑到许多的单篇研究论文，在相关领域的各博硕士论文及专书中，多数均已罗列了，可见各单篇论文的研究成果，理论上应是被专书形式的著作消化了；另外更限于个人目前的时间、能力上无法兼顾单篇论文的讨论，因此大部分的单篇论文都割爱了，唯有极少数几篇，由于涉及某一研究主题、领域的开发，所以特别予以介绍。

此外，虽以台湾学者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成果为主，但为了能较全面性的鸟瞰当代有关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状况，因此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搜集了二本日文译本、以及部分大陆学者的著作，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其次，中国佛教文学研究所涉及的文类与主题研究范围甚广，笔者才疏学浅只能就自己较熟悉的领域来论述，没有论及的领域，只在附录列出书名，以逮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