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泛论类

（一）、《中印文学关系研究》裴普贤着，台北商务书局，1968年，初版。

此书虽然付梓于六○年代末，但完稿皆甚早，由作者的〈后记〉中，可知在1958年即完稿并在香港大学的杂志上发表了。

其书中指出中印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关键始于佛典的翻译。并言在其前有梁启超、胡适等研究做前导，中印文学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有系统化的论述，因此本书是将我国文学受印度文学影响的各方面，做一总的考察。

全书采单篇论文结集的形式，先论梁启超、胡适的研究成果。再论佛经翻译文学的文体及其影响、以及佛教对声明学、我国诗人、小说、戏剧的影响；也提到印度非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汉译佛典对印度文学的贡献等单元。

全书可谓对中印文学的关系，作历史性鸟瞰性的泛论，此书着成甚早，前辈学者开拓研究领域功不可没。

（二）、《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陈洪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

此书以文学四体─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述佛教的影响，主要也是由历史的角度进行“描述”的工作。在文学四体内，也并非做源流演变类有系统的叙说，而是在每个文类内选择几个主题来写，写得亦不深入有些泛泛写来，但有些主题选得很好，很有后继研究的意义。例如：〈6。散文中的僧徒形象：和尚碑传文─僧侣游处的记述〉、及〈7。散文中对佛教胜迹的记述─有关佛刹的记述描写─对佛教其他造型艺术的记述。〉〈11。小说中变形的佛、菩萨、罗汉〉、〈12。小说中圣俗不一的僧众〉这些主题皆可以历史、社会学、文学的角度再予深入研究。

C.断代类

（一）、《唐代文学与佛教》平野显照着，张桐生译，见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92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

此书是世界佛学译丛的编者蓝吉富先生邀请旅居日本在福冈大学任教的张桐生女士翻译的。蓝教授在出版前言中云：

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大都知道佛教与唐代以来的文学，有很深的关系。遗憾的是对这种关系作深入研究的人，在国内学术界甚为罕见。因此，应该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热斗话题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这一种书，必须要去迻译外国著述来开拓国人的学术视野，这委实是令人很遗憾的。

平野显照先生的日文版应在昭和53年已完成（1978），因此算是这个领域最早的专书。

这本书的章节大抵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唐代正统文学中诗人，共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三位。另一部分是俗文学中的讲唱文学。再来则是有一章谈到唐代小说与僧房佛寺及缁徒的关系。由于是单篇论文的汇集，全书章节间，乃至各章的各节间似乎没有什么很大的连贯性。在研究方法上以考据为主，所关乎的课题都较细微支节，例如谈到唐小说与佛教的关系，只着重在唐代寺院可以是小说家会谈集会的场所，小说的产生和佛寺有关等；以及略略提及僧人在小说中的形象，和佛教在小说里是用来助长故事的起伏和内容的变化等。

虽然本书对唐代佛教文学的研究非全面性，处理的问题也较细微，但却在问题点的发掘上或很细致或具启发性。例如讨论李白诗中“金粟如来是后身”的用语意涵；另外如〈伍子胥变文考〉，可看出伍子胥故事有其探索的空间，而国内张瑞芬教授即在这主题上加以开拓，有《伍子胥变文及其故事研究》一书。（文大、中文硕论文，1985年）

（二）、《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台北，谷风，1987。

这本书充满了作者由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对佛教的批判，动辄以“迷信”、“唯心主义”、“陷入佛教骗局”、“悲观主义”等来描述他所研究的唐代文人被佛教的“宗教毒素所麻醉”。因此本书在佛教思想对唐代文人思想、信仰、生活态度的影响评论部分，是相当偏颇的。比较可取的是就佛教对唐代文人在文学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影响。但这部分的评论也有可议之处，如在论〈唐五代的诗僧〉中言：

另外，晚唐以后诗的创作走了下坡路；诗僧创作却大大增加，这又是个文学上的畸形现象，也是诗坛衰败的症候。

但有关诗僧不兴盛在唐诗全盛的盛唐，而产生在中晚唐。另有大陆学者从禅宗在唐代是晚唐达到了全盛这个观点，来解释晚唐诗僧兴盛，且诗僧中又以禅僧最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注8）这应是较客观有据的看法。此外本书对唐代佛教文学的研究，也只偏重在几个文人如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及诗僧的探讨。此书是单篇论文集成，研读此书，宜披沙拣金。

二、佛经翻译文体（译经文体）的研究

（一）、〈佛经的翻译文学〉胡适出自《中国白话文学史》，台北，远流，1986二版。

在哲地加定和孙昌武的书中，都以“汉译佛典”为第一章，可见“汉译佛典”的文体对中国文学起了很大的影响。而首先有系统论述汉译佛典文学价值及对中国文学影响的中国学者是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