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所以会注意到佛教的翻译文体，主要是认为相对于骈偶古文，佛经的翻译文体是一种“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胡适为提倡白话文，所以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寻找白话文的系统而写成了《中国白话文学史》一书；而其中的第九、十两章则是〈佛教的翻译文学〉。

胡适认为佛经的翻译文学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进一步地说：

（1）由于译经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造成一种文学新体。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2）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启发了中国浪漫文学的产生。

（3）佛经的故事、小说、戏剧形式，以及韵散夹杂的文体，对后代小说、弹词、平话、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胡适的这些观点，可谓具有开创性的，他首先提出译经文体的特殊性，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余国藩教授进一步阐释认为胡适提出印度文化和其幻想文学的传入，以及其“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取向，大大的解放了中国的传统文章。也就是指出印度文学曾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纯属创造性的作品已获致认可。也就是说佛教曾为虚构文学提供素材，引进新的文学与语言形式。（注9）

（二）、《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蒋述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

本书是由环绕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的数篇论文组成的。

作者认为佛经的翻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二者间是互动互渗的双向关系。中国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译经，一方面将中国文风带入了翻译，另一方面又从佛经的翻译中吸收了佛经文学遣词造句及文学描写的风格。这种双向交流，必导致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例如作者在〈四声与佛经的转读〉与〈齐梁浮艳藻绘文风与佛经传译〉二篇文章中就试图力陈其观点，从佛经传译的经典内容、修辞遣字的用语，及名僧与名士清谈等的善辩论谈，以及宣传唱导内容的声情之妙等方面，指出佛经传译对齐梁浮艳藻绘文风，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在〈玄佛并用与山水诗的兴起〉一文，提出（1）玄学与佛学思辨性的理论及方法，给山水诗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理论基础。（2）玄佛二家理想人格的讨论、推动了山水审美观的发展，山水诗的产生。（3）佛教造像以及玄佛在“形象”认识上互相吸收，对山水诗产生的影响。

在〈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一文中，将佛教影响志怪小说的内容与类型，分为三种类型：（一）故事基本结构的袭用（二）借用佛教部分情节掺入本国故事中（三）故事类型的袭用（按：此所指“类型”为某种“观念”，例如梦幻人生类型、因果报应类型等）。

但文中也有可争议的问题，例如指出中国志怪小说中的离魂故事类型出自佛经故事。并引康僧会所译《旧杂譬喻经》卷下的故事为证，但观经文是死后识神摩娑其骨，而非活时灵魂出窍。纵观佛经故事似无活时灵魂出窍的故事。离魂故事或许应和道教出阴神或阳神的观念较有关连吧！

此外，从北朝社会背景及石窟造像的佛菩萨形象多显得沉重充满忧患感、悲凉感，以及多苦修像、多本生佛传故事中的割肉舍身等，和弥勒造像最多代表人们寄望来生等等，突显出北朝佛教悲苦沉重寄望来生的形象；又从北朝在宗教上重坐禅追求神通而不重义理研究等；综合归纳出佛教对北朝质朴悲凉文风的影响。

综观此书许多观点都很新颖，然论述立论似嫌不够周全，若能在许多主题上再深入研究，则其论点可补充中国文学史上忽略佛经传译对中古文学无论在创作、理论等各方面的影响。

三、有关各种文类的研究

　A.小说

I.志怪

（一）、《佛典？志怪？物语》王晓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初版。

这本书是以汉译佛典、与中国志怪小说、以及日本物语三者的对比比较研究。从翻译、主题学、接受美学等角度来进行研究。

贯穿全书的线索是“主题学研究”，因此作者探讨了不少在佛典、志怪、物语都有的同一主题。研究它们材料的异同，与其中反映的民族礼俗与风情。例如根据钱钟书先生的发现，再进一步考证、比较《生经》第十二则舅甥共为盗的故事，指出《生经》所载乃截取希腊《史记》而来，而后再影响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唐义净译）中的舅甥共盗事。而日本《今昔物语集》卷十也有这个故事，源出于《法苑珠林》。作者并比较其中异同、删增等所反映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诸如此类主题研究的故事，贯穿全书。

另外，作者提出佛经故事多采用民间故事的叙事手法，这与中国经史叙事文学的叙事手法，在结构与叙事进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表现出对经史寄生性的志怪小说，在它要吸收佛经故事时，在内容上要接受佛经故事的神幻、夸诞、奇异必须是有节制性的，只能在与中国本有思想相接的部分来获得膨胀的契机，因此志怪小说中的善恶祸福，因果报应、鬼影幢幢的内容特别多；而在叙事手法上，则从六朝至唐宋的志怪小说很少吸收佛经故事的叙事手法。作者由志怪的本质来探讨其吸收佛经故事的情形，爬梳其脉络发现其特色，是很有见地的。而这样的溯源与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者的研究不仅是描述而已，有精细的探源考证，也有注意到印度佛典在汉译中的中国化部分；以及从汉译佛典吸取养分再一次中国化成志怪小说的历程；也注意到物语在接受汉译佛典故事及志怪小说时如何脱去原有的印度化、中国化，而发展出自己的想像体系；是一本颇具启发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