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中国人的心中，西藏不只是边陲的一块属地，更是一个文化低落、未开化的不毛之地。[15]对于西向求法的汉僧他们更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汉人种性沦落、自暴自弃的说法。[16]而戴季陶的「西藏除佛教外，别无文化」似乎也成了名言，不断地被引用。[17]
　　陈健夫眼中的西藏喇嘛的形象如何呢？他认为：
　　喇嘛有几种风气同我们内地相似，如打卦、降神、求愿之类。他们以卦示吉凶、以降神驱魔鬼、以求愿悔罪……喇嘛饱食衣暖，除念经外别无所事，自然只有趋于淫欲之一途。所以喇嘛只是戒盗不忌淫；普通有犯奸淫罪的，多薄责；而犯盗的却严惩不赦，至于红教喇嘛自是更甚，念经也要带着老婆……喇嘛的生活，吃的用的都可不劳而获，饿了就吃，丝毫没有限制。[18]
　　而对密教态度模糊的太虚则表示：
　　蒙藏喇嘛之来华传密也，形服同俗、酒肉公开；于我国素视为僧宝之行仪，弃若弁髦。提倡者着迷既深，丧其辨别真伪是非之心……又世间俗人肉食则劝令茹素，而妄称为活佛之喇嘛辈，则日非杀生不饱，且谓由杀生可令解脱。呜呼，此非印度杀生祀神之外道耶？若然，则者，则彼喇嘛应先互相杀害以成解脱。或着迷盲从者，应先请喇嘛杀而食之，何尝腼颜食息人间也……[19]
　　令人极度费解的是，这一年（1934）太虚接受班禅的灌顶，而被南京内学院批评为「拜娶妇比丘」。[20]辜且不论这种批评合不合理，太虚心中或许有好几套评估西藏喇嘛的标准，是后人无法得知的。另外，像班禅这样身份特殊的人物，自然是免不了遭受非议的，例如「有彼班禅虽僭佛号，实是凡夫；食肉既于杀戒有犯，政争亦非比丘所为」。[21]这样的描述下，班禅俨然就是争斗犯戒的沙门了。
　　除了上一章提及的几位闻名的喇嘛外，对于其它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喇嘛，
　　佛教界中充斥着各式的流言。例如传说某喇嘛能在定中为人灌顶，学藏密者趋之若骛；杭州某居士请此喇嘛传法，光供养费就达数千元。至于学百尊法，喇嘛最初索价每尊10元、外绸一大方，后减至8元，再降到至6元。以后每日传一尊法，非6元不可，绸缎则不计其数。又以长寿法与剑法二种，号称为藏密之至秘，该居士好奇心重，不惜献巨金以求得。传闻中喇嘛贪心颇重，以传法因缘，获得不少财物。[22]像这样非高价的酬劳不传法的情形，的确让人怀疑喇嘛有售法求财的意图。
　　景昌极认为密教源于印度坦特罗；但坦特罗原本无秘密之义，乃佛教徒自知与佛法相违，且多有不可告人之处，故假托为佛法密教以掩饰。又说密教如大杂货铺，百货杂陈，瑕瑜互见，集玄想迷信之大成，极附会牵合之能事。[23]在教法方面，印顺将藏密视为弊病丛生的佛法末流，在他1942年完成的《印度之佛教》一书，便将这种想法表露无遗。在该书序言中他提到，中国佛教原已经受困于圆融、方便、真常、唯心等说而奄奄一息；加以神秘、欲乐之法自西藏流入，更形欲振乏力。他认为密教以龙鬼的神秘成份随着大乘思想逐渐盛行，崇拜天人化的佛菩萨，以欲乐为摄引的方便、以狰狞为降服的手段，是大瞋、大贪、大慢总和。[24]他指出鬼魅幽灵的崇拜，乃为适应低级趣味者，[25]左道密法假佛教的美名，而行淫秽之实。
　　对民众的信仰密教，汉僧多以怀疑的态度看待；碧松分析当时学密的情况，而指出许多人乃惑于即身成佛之说，期望以逸代劳，快速解脱。[26]法舫则认为那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信仰现象：
　　近年全国的国民，大多数都迷在喇嘛身上，尤其是学了佛的在家居士，只要看见一个喇嘛，都当作活佛，觉得喇嘛身上有不可思议的神妙，有莫名其妙的神通。……愚昧的人如此迷信，有智的人也一样没理会。弄得全国乌烟瘴气，大家都被黄衣儿、红衣儿迷却着。[27]
　　1926年左右，军政要人间确实盛行学佛的风气；[28]附和者则多半被认为是为了求官升职。此外，有些政要邀请白喇嘛、班禅等人举办大法会，希望借由宗教的神秘力量以消灾迎福，[29]让人有一种遭逢末劫的感觉。
　　综合上列数据，当时藏密被形塑出的面貌为类似外道的淫乱杀生、祭祀鬼神，喇嘛则是庸懒无威仪、不守戒律，又求索巨额的供养费，至于民众的信仰则被定位为迷信盲从。
　　（二）显教僧俗的回应
　　1.对王弘愿的非难
　　曾与王弘愿进行笔战的，先后有史善严、显荫、持松、曼殊揭谛及法舫等；非难的焦点多半是白衣传法的问题。史善严最早发动对王弘愿的笔伐，他指出在西藏传授两部大法，必费时7、8年，即使东密至少也须修加行一年，才能将一切仪轨，学得大概。而王氏现学现卖，简直是荒谬绝伦。再者，依佛所制戒，白衣说法比丘下听，实为佛法衰败的景象。[30]
　　曼殊揭谛举出唐不空授居士传法灌顶的例子，说明那是因僧材缺乏，而且他们只担任辅助灌顶的职务，并非真正升座传法。若不遵佛制而越轨，不但断送密宗命脉，个人也将万劫不复。[31]另外显密的兴灭问题，他认为显教乃密教的基础，密教则是显教之极致；也就是说显教为资粮，密教为行果﹔绝无所谓显灭密兴的逻辑。与王弘愿出自同一师门的曼殊揭谛甚至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气魄，公开要求王氏在一个月内，以合法手续，正式出家，闭关精修。等修法有成后，再为人师，否则斩断法门恩谊。[32]
　　法舫认为密法虽兴盛，却因传法人不守戒律，不通教理，反而为害更深。此外，他更从戒律的角度上强调真言行者应以别解脱律为基础，也就是说，密宗之传法，依诸经仪轨，只有大比丘才堪作传授大法的阿阇黎。因为七众律仪只有比丘能统理其余六众，俗人不能开坛传法。他痛心中国佛教千余年来，无全系缜密次第的组织，使教徒能循序渐进学习，特别痛心密乘传法的人，不遵守仪轨、未贯通教理，仅以鬼怪离奇的现象诱人耳目，遗害苍生。[33]
　　2.对经咒救国的质疑
　　一连串由汉、藏僧俗合作促成的消灾祈福法会虽然满足了一部份人的宗教需求，然而灾荒遍野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例如，湖南省议会就曾抗议政府本末倒置的作法；因为该省车站外每天聚集灾民、饥渴冻病者数千人，政府不但没有稍加援救，减轻人们的痛苦，反而以消灾法的美名，花费巨款迎请白喇嘛。这样的政策也引起市民的不满；据报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