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庶民的信仰
　　汉僧对民众信仰密教的评价，总不出是盲从、迷信、好奇等字眼；这里笔者要提出的问题是，有谁能够精确地定义出宗教信仰的方式与标准？又有谁有资格作这样的定义呢？
学者瓦森（Watson）在研究中国南部沿海的妈祖信仰后，得到的结论是：宗教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religionmeans　differentthingstodifferentpeople）。[63]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说法，那么我们便至少可以区分庶民信仰与知识菁英对宗教的需求、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如法舫等有时代使命感的学僧，往往感慨民众的信仰为盲从、为迷信，但他们又是否能了解一般百姓的宗教期待呢？
　　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宗教的名著ReligioninChineseSociety一书中，作者杨庆将中国宗教略分为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religion）与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两类。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中，这两种宗教结构是相互依赖的；普化宗教依靠制度化宗教以发展神话或神学概念，作为仪式、祭礼的根据，也因此佛道的菩萨和神在不同的普化宗教中（如神秘信仰）被采用。另一方面，制度化宗教也因替世俗信仰服务而得以存在和发展。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信仰宗教的目的在于它神秘的价值，能帮助人们趋吉避凶、消灾得福。神秘信仰（magic）便是一种在特定情况下，获得实际结果的技术，而且又不违反世俗道德的实践。[64]因此人们一方面可以祭拜佛菩萨，为自己或家人祈求平安幸福，也可以祈求道教诸神保佑全家身体健康，又同时实践儒家的道德教条。[65]
　　从一般人这样的信仰模式来看，他们对于密教的神秘趋之若鹜也不足为奇了。他们的信仰原本就是讲求灵验、祈求超自然力的保佑，一旦「活佛」出现，他们又怎会放弃机会呢？上文叙述民众拜见班禅、白喇嘛的情景不正可作为应证。
　　而法舫所大声疾呼的，中国不需要西洋镜式的「铃鼓佛教」，需要的是西藏所传承的深广两大教系与有组织之修行仪轨的佛法﹔不需要铺坛结缘引人热狂，
　　需要的是导人实学潜修的方法。[66]这种想法透露出的是学僧尝试提升佛教徒的信仰层次，以有系统的修行方法取代狂热的情绪。就藏密在内地长远的发展来看，法舫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可惜他弄错了对象，苛求小老百姓改变信仰态度。他忽略了中国可能只有少数的信众是纯粹的佛教徒，也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人听见他的沉痛的呼声。
　　四、结论
　　在民国初成，政权变化时，原本与内地关系尚称稳固的边疆也顺势发起抗争运动。近20年的军事武装冲突，不仅造成中国与西藏关系的紧张关系，也连带使这两地人民的交涉模式变得复杂起来。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在这种政治僵局中，汉藏佛教的交涉情形。就在汉僧大张旗鼓，开办藏文学院作为西向求法的准备时，西藏喇嘛也或因政治、或因宗教因素来到中国。
　　对于向来模糊不清的「显密之争」的概念，本文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与分析，结果发现显密冲突的主要关键是白衣的传法、骇人的双修以及「再现」的引导三点。这里的白衣传法与一般讨论的居士佛教有所不同，王弘愿不只是升座说法，他一夕间身份巨变，开始替人灌顶、皈依，甚至为僧侣受戒，这些都是显教的僧俗所无法认可的行为。笔者分析这个事件得到的结论是，王弘愿的错并不在于他是在家人，而在于他本身对密法的教理与修持的能力不足。真正的上师需要有合法的传承、有长期实修的经验、能善观察弟子的程度予以指导以及要有不吝惜财物的慈悲心等，而恰巧他都不具备这些条件。换言之，在西藏或是日本密教的传统中，有资格传法、能为人灌顶的上师不一定是出家人，但他们具备做为上师的条件，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处。
　　至于骇人听闻的双修，是否代表藏密行者的淫乱无度呢？从正统藏密修习次第来看，在进入上、下密院之前，行者必须先通过严格的经院教育考验；能够真正受完显宗的修学的人，
　　已是少之又少。进入密院后，也还需依四部密续的顺序依次修行。笔者认为，一般人在追究它的实际修法之前，已经先被拥抱的佛像吓住了。笔者亲自访谈藏人所得的结论是，那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手法，即使中国人难以接受这样的民俗，我们也应该予以尊重，或暂时保留，任何没有凭据的批评都是不恰当的。而且就中国本位的立场来说，我们可以做的选择是接受或不接受，而不是嗤之以鼻的贬斥。
　　因此，在显密冲突的问题上，笔者最后将它归因于是「再现」的误导。以扎伊尔德的理论来说，这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前提下，政治、文化占优势的一方对弱势者的命名、界说、表述。以傅科的观点而言，则是权力与知识的结合；权力生产了知识，相对地知识又使得权力更有威势。虽然20世纪前叶的中国，并未能有效地控制西藏，然中国仍延续清朝宗主国的立场看待西藏；因而再现出一种非真实的西藏形象。笔者认为，这种中国人所营造出的西藏意象也是显密冲突的原因之一。
　　汉僧对藏密的态度可说是处在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情境中。一方面为了佛学研究、为了国家民族的和谐关系，他们要极力表现出效法学习、友好的态度；但另一方面，见到中国的百姓一窝蜂地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而轻易改宗时，他们又要批评民众迷失在光彩炫丽的唐卡与神秘的铃鼓声中。汉僧忽略的是，一般百姓有他们自己的信仰需求、信仰模式，绝不是上层菁英所能轻易扭转的。
[1]显教与密教这一组相对的概念最早是空海所提出，他曾着《辨显密二教论》比较两者的差异，这组词后来被扩充解释，渐与空海的原意有所不同，见松长有庆〈印度密教研究之现况及其研究方法〉，收入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72册，华宇出版社，台北，1986年，p.1。本文的显密教主要用来简称中国与西藏的佛教，所指与「汉藏佛教」意义相同，显密是从教法的分别上来说，中国与西藏则就地理位置而言，至于汉藏指的是种族的差别。
[2]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无法罗列民国前期密教在大陆蓬勃发展的状况，详细资料请参考拙著《民国前期的汉藏佛教交涉（1912-49）》，87年度中华佛学研究所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