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關於秘密大乘佛教，《遊心法海六十年》一書說：他們是「為了自己求法成佛，不妨建立在眾生苦難之上」的「泛神化（低級宗教﹃萬物有靈論﹄的改裝）的佛法」；(40) 而《印度佛教思想史》則說：他們是「不用修利濟眾生的菩薩大行，等成了佛再來利濟眾生。難行不用修，佛果可以速成」的易行乘。(41)

然而，瑜伽行中觀派的始祖寂護及其高足蓮花戒，為了幫助藏人創建佛教，正式成立第一個比丘僧團，不畏艱難困苦，冒險入藏弘法而客死雪域。阿底峽尊者為復興西藏佛教，捨棄超岩寺座主的名位，自願減壽二十年，並以六十高齡千里跋涉崇山峻嶺，遠赴蠻荒之地的西藏弘法十三年。(42) 這些密乘行者為法捐軀的偉大事蹟，我們又該作何解釋呢？他們和一九八九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那一點像印老所說，是「害他以利己」的易行密乘所培養出來的人物呢？

綜合以上六點舉證，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以人間佛教的角度來說，印老對於印度與漢、藏大乘佛教的詮釋，雖然在臺灣獲得了高度的認同，並且因此而為他推行人間佛教的理念奠定了穩固的學術地位，同時也為臺灣教界開創出一片全新的天地。但是，若就大乘佛教的全體而言，我們卻不得不承認，他的佛學研究在某些方面的確淺化、窄化，而且也曲解了印度與漢、藏大乘佛法深廣無涯的意涵。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

這些偏頗的學術論點，若由一般學者提出，或許還無關緊要；但由一言九鼎的印老提出，肯定會對大乘佛教，特別是對傳統中國佛教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當然，筆者並不認為，所有錯誤與偏頗的學術研究成果，都會對教界造成負面的影響。事實上，犯錯是人之常情；整個人類的文明，幾乎可以說是在 try and error 的錯誤嘗試中逐漸建立起來的。因此在學術的領域裡，如果有人因為資料不足、思慮欠周或方法不當，而得出偏差或錯誤的結論，這是無可厚非的。例如：

一、印老在〈中國佛教瑣談〉中推斷：「梁皇懺」是「元代所編，假借梁武帝的名字來推行。」(43) 然而，徐立強已在〈「梁皇懺」初探〉一文中指出：早在西元八五八年日本僧人圓珍的目錄中就已有「梁武帝懺」的出現。而且《大正藏》「梁皇懺」的底本-《高麗藏》的再雕本，也是元代之前的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完成的。因此，印老的說法顯然不能成立。(44)

二、印老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認同平川彰和靜谷正雄兩位日本學者的看法，認為「法師」（dharmabhANka）一詞「是從通俗教化、音聲佛事的『唄匿者』（bhANka）演化而來的。」(45) 然而，根據釋繼坤在〈支讖譯經「法師」考〉一文中的考證，認為「法師」從「唄匿者」演化而來的看法是不正確的；我們頂多只能說dharmabhANka （「法師」）與 bhANka 有關而已。(46)

三、印老在《中國禪宗史》中，認同神會卒於肅宗末年（762）的胡適考證，並進一步考訂神會生於垂拱四年。換句話說，他否定了宗密《圓覺經大疏鈔》中神會卒於乾元元年（758）的說法。(47) 但近年在洛陽唐寶應寺舊址新發現的〈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於龍門寶應寺龍腹健身塔銘並序〉，卻記載神會享年七十五歲，乾元元年去世，與《圓覺經大疏鈔》中的記載完全一致。(48)

四、在《中觀論頌講記》中，印老對吉藏（549-623）與智顗（538-597）的《中論》詮釋，分別給予差異極大的評價。他評吉藏：雖說三諦，但依然是假名絕待的二諦論；不過立意多少傾向圓融而已。但卻把智顗的詮釋評為：既「違明文」，又「違頌意」。(49)

然而，如戒法師在〈吉藏三諦說初探〉一文中卻舉出五點證據證明：吉藏和智顗對《中論》「觀四諦品」第十八頌的詮釋，其實是大同小異的；並因此而對印老這種厚此薄彼的學術態度，表示難以理解。(50)

五、印老依據太虛「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的架構，並參考宗喀巴的《廣論》而寫成了《成佛之道》。(51) 然而，「五乘」果真是佛法原有的概念嗎？

「乘」的原意是交通工具，在佛法中特指：運載眾生渡越生死苦海、到達涅槃彼岸的法門。而真正能引渡彼岸的法門，事實上只有聲聞乘、緣覺乘和菩薩乘或佛乘三種教法而已；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雖然佛法中還有所謂的「人天善法」，但此法只能使人獲得世間的人天福樂以及出世間「三乘佛法」的基礎，卻無法進而引導人了生脫死，到達彼岸。所以，「人天善法」只能依《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俱舍論》和《菩提道燈論》而稱為「下士道」，(52) 卻不宜方便冠上「乘」字而稱為「人乘」和「天乘」。西藏宗義書《宗義寶鬘》也引據印度論點而說：「除了三乘之外，別無第四乘。」(53) 既無四乘，那來的五乘呢？

總之，佛法中只有「三乘」之說，絕無「五乘」之名。《成佛之道》「五乘共法」的說法極易混淆視聽，使人產生「人天善法」也能到達彼岸的誤解，不用為妙。

以上所列印老在佛學上所犯的五點錯誤，或令人質疑的論點，並不足為怪。因為每一位學者在他漫長的學術生涯中，都可能犯下同樣、甚至更為嚴重的錯誤。但僅此並不足以構成對教界的不良影響。會嚴重誤導教界走向的，是前述那些對中國大乘佛法本質上的曲解，或淺化、窄化的詮釋方式，以及不合理的批判與貶斥。

雖然印老也曾經說過一些稱許中國佛教的話，(54) 但那畢竟只是少數，與他所作的負面批判根本不成比例。有些論點看似正面的肯定，其實不然。例如《法海探珍》說：

以中國內地特有的中期佛教的思想，攝取藏文系及巴利文系的寶貴成分，發揚佛陀本懷的即人成佛的佛教！(55)

其中所說中國內地特有的中期佛教，其實是指漢譯「印度中期佛教」的經論，如《大智度論》、《成唯識論》等；而非真正代表中國佛教中期的禪宗、華嚴宗和天臺宗等教義思想。

因為，第一、印老從未將中國的佛教分成三期；第二、引文這一段話的主題是「印度的三期佛教」，而非「中國的三期佛教」；第三、在引文的同一段話裡面，印老明文地說：「現階段的中國佛教，不但理論是後期的大乘，唯心的、他力的、速成的行踐，也都是後期佛教的本色。」(56) 因此，性廣法師在《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中，引用上述那段話來反駁「印老不同情中國佛教」的非難，顯然是不能成立的。(57)

印老德高望重，學問淵博。當他在上述幾部大作中作出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論點時，即使教界有人不以為然，也缺乏足夠的學術實力與衛道勇氣，給予有力的反駁與批判。雖有萬榮勳為文評述《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之論點為「不必全部當作標準答案」，(58) 但若無人提出更具說服力的其他解釋，則教界的知識份子，依然只能把它當作標準答案而信受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