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即从发起人太虚的角度、支持者试图沟通汉藏关系、融合汉藏感情的角度以及近现代佛学研究的新趋势的角度几个层面进行考察，全面考察在民国时期，汉藏教理院得以成立的大环境。

关键词：汉藏教理院 太虚 汉藏关系 近现代佛学研究

在民国时期（1911—1949）的藏传佛逃氩刈宕?澄幕?⒄故飞?/SPAN>，建于川藏邻近的山城重庆缙云山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是不容忽视的。汉藏教理院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史上，与“康藏研究社”、“华西边疆研究所”、“西陲文化院”并称为川、渝等地的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发表的学术论著至今仍具有世界影响。本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即从发起人太虚的角度、支持者试图沟通汉藏关系、融合汉藏感情的角度以及近现代佛学研究的新趋势的角度几个层面进行考察，全面考察在民国时期，汉藏教理院得以成立的大环境。

一、 太虚改革中国佛教的尝试

1、近代中国佛教面临的危机及佛教界的回应

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大门，中国社会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剧烈震荡，绵延千年的中华文化面临西方的宗教、政治、文化的冲击发生了动摇，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封建社会一样，在列强的侵凌宰割下，经受了重重劫难。进入20世纪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更为剧烈，同时本土也崛起新兴的文化思潮，社会变化更为激烈，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内外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如何进行回应以及中华文化转型的方式和途径问题，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大课题，传统的佛、儒、道三大文化主流如何反思其传统、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养分、如何改造各自本身以进行理论重建，以及如何进行其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成为佛、儒、道三大文化主干的当务之急。

就佛教而言，在理论层面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而“法久弊深”，出现了僧众戒律松弛、寺院管理混乱等僧伽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对此，曼殊、章太炎揭露：“丛林轨范虽存，已多弛缓”，僧人多“不事奢靡静虑，而唯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属累正法，则专计资材；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弛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为人轻贱，亦已宜矣。复有趋逐炎凉，情钟势耀；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庙产兴学’之殃咎，实由自取”[1]。杨文会也指出：“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2]。因此，改变僧尼文化素质低下、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僧才，使佛教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成了佛教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目标。

面对诸多挑战与撞击，佛教界自觉地发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表现为“发扬传统、学习外求、返本归源、改革鼎新四种趋势，在守旧与革新的相互牵制中，实现着从传统佛教向近代佛教的转型。”[3]其中，前三者，均是从佛教的理论层面试图探寻振兴佛教之道，而后者则从实践层面如整理僧伽制度改革中国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