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佛学研究的新趋势

1、藏密的流行

汉藏教理院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座汉藏并设、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它是近代佛教复兴与改革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密教复兴运动带来的结果[37]。汉藏教理院的设立与近代密宗的流行是直接相关的。

密宗的风行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清末，日本密宗随着中外交通的日益便利，通过学术界及其它渠道逐渐传闻于中国，在传统佛教的复兴与改革运动中，开始对内地佛教产生影响。佛教界以为密宗在中国已绝迹千余年，而在日本繁荣发达，有必要派人传习，重续法脉，复兴中土密宗。于是，出现了一股东渡习密、复兴密教的热潮。先后东渡学密者有大勇、持松、显荫、超一等。这些人回国后，大都开坛弘密，一场密教复兴运动风靡全国。

同时，由于西藏最高统治集团达赖、班禅失和，1923年班禅离藏，游历了青海、甘肃、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内外蒙古、山西、绥远等地，每到一处即受邀讲经说教，总共举行九次时轮金刚法会，给上百万信徒传授时轮金刚灌顶，传讲密法，又掀起了学习藏密的热潮[38]。因此，不少人又提出求取藏密来振兴和发展传统佛教，试图融会藏密、日密来建立圆满的内地中华密教。于是又出现了康藏求密的热潮，其中大勇（1893—1929）组织“留藏学法团”进藏求法，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一大壮举。

1924年9月，太虚派弟子大勇于北平慈因寺设立藏文学校，招收学员学习藏语文，为赴藏深造作准备。当时，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学生大刚、超一、严定、法尊、观空、法舫等专门赴藏文学校学习藏文。1925年，藏文学校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大勇率领留藏学法团成员大刚、严定、观空、法尊、法舫等30余人前往西藏留学，该团困于川边四年，始终没法入藏。

1929年，大勇病逝于甘孜扎迦寺，留藏学法团也因大勇的示寂而停止了集体活动。该团成员或东返内地，或仍留康学法，或潜行入藏。其中密慧、大刚、观空、严定、密学等先后留康十年，他们或长住西康学法，如密慧、大刚；或学成后返回内地佛学院任教，如：严定、观空于1934年到汉藏教理院任教，严定任汉藏教理院藏文系主任。

另外，该学法团中法尊法师，他和同学朗禅法师先依止昌都强巴林寺一位“学德兼优映夺全藏”的格西学法[39]，后随入藏商人于1931年到达拉萨。在拉萨五年，法尊师从哲蚌寺多位高僧学习经论、研究藏文经典，以其坚决的毅力精通了藏传佛教典籍。1934年，应太虚之召，法尊携带大部藏文佛教经典取道印、缅返回内地，入主汉藏教理院，为以后汉藏教理院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0]

因此，虽留藏学法团最后受阻于川边，而且因大勇的去世而解散，但却造就了如法尊、严定、观空等这样的一批精通藏传佛教的精英，他们的康藏留学经历为他们以后执教汉藏教理院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为以后汉藏教理院成为闻名一时的弘法中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