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三大革命之中，太虚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太虚提出这三大革命口号，标志着“中国佛教界终于产生了具有进行佛教改革的充分的自觉意识的领袖人物”[7]。而太虚提出的三大革命，成为以后他革新佛教的基本纲领。

 

1914年10月，太虚谢绝俗缘，于普陀山闭关自修，此次闭关长达三年。1915年，太虚经过深思熟虑，作《整理僧伽制度论》为其整理僧伽制度的蓝本，试图“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8]。1917年，太虚出关后，借赴台湾弘法之机，顺便前往日本考察了日本佛教，并专门考察了日本的佛教教育，准备回国后作为办佛学院的参考。从日本回国后，太虚在普陀山宣讲佛学。随后，黄葆苍、蒋作宾、陈元白等随太虚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等创办“觉社”。觉社刊刻了太虚的有关著作，并编发《觉社》季刊，作文字的宣传。太虚的佛教改革运动，也从此复活起来，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首先在《觉社》季刊上发表。随后几年时间里，太虚在武汉、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讲经讲佛学。在各处讲经弘法的同时，太虚也积极实践他的佛教改革运动。

 

1921年，太虚接管杭州有名的古刹净慈寺，准备以此为他改革僧制的根据地，结果因寺内关系复杂、寺院内外旧势力勾结掀动的风波而宣告失败。1922年，太虚到武汉讲经，跟李隐尘、陈元白等详细谈了自己打算办佛学院、培育僧才的想法，获得他们的响应，遂邀武汉政商各界集议其事。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准备筹建“武昌佛学院”，并聘请太虚为武昌佛学院院长，推李隐尘任院护，聘请太虚的一些故交、弟子大多来院中任职。1922年9月1日，武昌佛学院正式开学。武昌佛学院僧俗皆收，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9]。1924年，太虚提出改革武昌佛学院的办法，即：酌留优材生为研究部；续招新生，以比丘为限，目的在于建僧，并注重律仪，施以严格生活管理，模仿丛林制度，以树整理僧制之基[10]。这些提议在董事会没有通过。1924年9月，太虚辞去院长一职，后经多方挽留，不得已再次受任武院院长。虽后来太虚每年总要去武汉两次处理院务和讲学，但是因为他的主张得不到董事会的支持，太虚对武院教学的热情不及以前，他试图把武昌佛学院作为其革兴佛教、培养现代僧伽的基地的构想再次遭挫折。1938年，武汉沦陷，武昌佛学院被迫停办。

 

1926年，太虚接管了成立不久的闽南佛学院，太虚初到闽院就集中精力办院务，并为师生讲《救僧运动》，对闽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随着北伐的成功，革命思想风靡全国，太虚觉察到昔日所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已与当时环境不相适应，于是太虚又对其以往改革僧制方案作出修正，于1927年发表《僧制今论》。《僧制今论》意在建立适应时代的僧制。在组织建设方面，将全国22万僧众化分为五大区；在僧团内部，将原来僧众、信众划分更细，分僧众为长老众、学行众、服务众、尼众，将信众分为皈戒众、研究众、女众；在经济方面，主张建立自食其立的僧制生活[11]。9月，太虚又于闽院讲《救僧运动》，言救僧之道在于“真修实证以成果、舍身利众以成行、勤学明理以传教”[12]。1928年春，太虚因病回沪治疗，将闽院交由弟子大醒代理。此是太虚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二阶段。

 

1928年至1938年是太虚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即太虚推行世界佛教运动及筹办世苑。1928年，太虚游历欧美诸国，讲学弘法，在法国巴黎准备筹建“世界佛学苑”，以图“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造成世界之安乐”[13]，并发表宣言书及组织计划，在英、德、意各地设通讯处。计划在世界佛学苑名下分设藏、汉、梵、巴利文共四种语系的佛学研究，虽然最后并没完全实现，但成了创建汉藏教理院的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