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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十一五”科研发展规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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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自2000年12月获准成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共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项。目前,已经结题或通过结题鉴定申请的有3项,在研项目3项,新获准项目6项。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一览:

已经结题或通过结题鉴定申请的项目:
1,冉光荣:西部开发中藏区特殊性问题研究
2,霍 巍:11—13世纪西藏西部佛教考古遗存的综合性研究
3,石 硕:藏族起源与川滇西部及藏东古文明研究

在研项目:
4,罗二虎:川滇青藏民族走廊地带石棺葬文化的考古学综合研究
5,李永宪:西藏史前史研究
6,郭声波:青藏高原历史地理研究

新获准立项项目:
7, 冉光荣:川滇毗邻藏区社会经济变迁与发展研究
8, 霍 巍:近十年新出土吐蕃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9, 石 硕:青藏高原古碉文化综合研究
10,李 涛:南亚藏传佛教研究
11,杨明洪:西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12,刘复生:民主改革前后的阿里社会

 

川滇毗邻藏区社会经济变迁与发展研究

项目负责人:冉光荣教授

  川滇毗邻藏区是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东北部及宁浪等县藏族地区。历史上,川滇毗邻藏区政治、宗教斗争激烈,曾在中国藏区引起巨大反响,发生过一些影响重大的事件,如在拉藏汗时期,“三塘”僧俗联合起来保护七世达赖等。同时,川滇毗邻藏区在政教关系、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是中国藏区政教合一制度保持最长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土司制度保持最久的地区之一。
  本课题将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及考古资料,对民主改革前的历史进行较为详实的追溯,尤其是突出川藏、滇藏以及川滇藏区内部的种种关系及相互影响。其次,将调研分析民族改革前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通过微观的、对典型寺院的剖析,认识寺院经济、寺院组织及其在政教关系等方面的新特点;通过对典型村寨的剖析,认识家庭结构、婚姻关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再者,本课题还将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方面作概要的叙述,并且将从经济变化来探讨藏区社会的变化,其中尤其要关注的是本区与其他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关系。最后,对于民族改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对改革开发后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科学地总结,另一方面对产生的新问题进行剖析论证,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对策,如对西部开发实施后产生的新问题,如生态维护、森林的合理利用,能源等原材料的积极开发、特色农业经营、科学扶贫、粗放旅游业的改变等问题。

 

近十年新出土吐蕃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负责人:霍巍教授

  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在青藏高原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吐蕃时期的考古材料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这些全新的资料对于吐蕃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例如,在吐蕃墓葬考古方面,在西藏高原中部和北部地区发现了一批从吐蕃部落时期直到吐蕃王朝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类墓葬,对于认识吐蕃不同阶级的制度文化、宗教礼仪、丧葬风俗都很有帮助;琼结藏王陵墓的考古勘察对于陵区的分布以及各赞普陵墓的考订提供了新的证据;青海都兰以热水大墓为中心的吐蕃墓葬的调查与发掘不仅为我们认识吐蕃势力的扩张及其文化影响提供了新材料,其中发现的大量丝绸织品、金银器物等文物也为我们重新认识青藏高原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在吐蕃碑刻文字方面,近十年来在青海、西藏、云南先后发现了以青海玉树沟造像题记、藏东昌都察雅摩崖题铭、阿里普兰造像碑以及云南格子藏文碑等一批新的藏文碑刻,可以大大补充过去王尧先生主编的《吐蕃金石录》;除此之外,在西藏西南吉隆发现的汉文《大唐天竺使之铭》的摩崖碑刻,则是关于唐代中印文化交流、汉藏文化交流方面极为珍贵的新发现。另外,随着近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发展,一大批过去流传国外的吐蕃文物,如丝绸残片、金银器、铜佛像、唐卡画等也开始陆续公布于世,出版了大量的资料性和研究性都很强的图录与论著。
  本课题将紧密围绕吐蕃考古这一中心,首先以时代为纵向坐标、以地域为横向坐标对近十年来新出土的各类考古材料开展分门别类的整理,对其年代、分布、文化面貌、文化交流与传播、学术价值与意义等问题进行系统地梳理。在此基础上,将开展综合研究,对其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比较,以丰富翔实的考古材料为基础,将其与汉、藏文献材料相应证,最终达成对吐蕃政治史、文化史、艺术史上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见解,对吐蕃社会有更为真实、更为全面的认识之研究目标。

 

青藏高原古碉文化综合研究

项目负责人:石硕教授

  藏羌地区的碉楼,是我国青藏高原上一种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特殊建筑形式。从建筑的角度而言,它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石室建筑与设防民居的奇迹,是世界所罕见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进程之物质表现。碉楼建筑充分体现了藏、羌等先民在高山峡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以最原始的天然石块和粘土等建筑材料,以非凡的智慧,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藏、羌建筑防御体系和建筑艺术,不但丰富了我国和世界建筑文化,同时也成为人类物质文明遗产中的一个瑰宝,成为千古之绝唱。
  青藏高原的碉楼建筑还有着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历史的内涵。在许多藏、羌地区,碉楼并不单单是一种防御建筑,它还发展出极为丰富的象征意义,如权力及地位的象征、男性象征、财富象征等等。因此,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的视角来认识,碉楼建筑文化不仅与青藏高原农耕地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是当地独特人文社会形态的一种反映,同时它也与西藏及其青藏高原东部“民族走廊”的历史、青藏高原地区的古代氏族部落社会、土司制度及其多元政治格局等当地社会历史紧密地交融在一起。青藏高原的碉楼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仅有长达千余年之久的历史延续性,而且其在民族文化方面的标志性和独特性也十分突出,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殊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