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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禅宗与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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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禅宗四祖至六祖的禅学思想为中心,阐述了禅宗对待念佛这一修行方式的态度,探讨了禅宗与净土宗之间的复杂关系。

  初祖达摩、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时代,禅宗命运维艰,与念佛尚未发生关系;道信所提倡的“一行三昧”念佛法门,与净土宗既有渊源又有区别:1.净土宗行者念佛是求生净土的修行方法。道信只是将念佛当作引发禅定的特有方便。2.净土宗在其始,着重于观想念佛,后来专以阿弥陀佛为念。而道信所主张的“系心一佛”,只是心诵,而非口诵,也无专定的对象。3.初期净土宗在念佛时往往需要观想佛的相好功德。而道信主张的念佛,则“专称名字”,“不取相貌”。

  弘忍在摄众时,也借助念佛,但已经不完全采用道信的念佛名的办法,而是赋予了很强的“观念”色彩。弘忍对念佛求生西方始终否定,从根本上同净土宗的念佛划清了界限。

  神秀继承了禅宗历来的作风,不立文字,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心的重要性。他将道信纯为禅定的念佛观,与修善断恶联系起来,作为修禅的一个有机部分。神秀采用的仍然是念佛净心的方法。神秀将向外求佛转变为观心自照,与道信所称的念佛,在认识和实践上又有了差异。

  惠能对西方净土的看法,同道信、弘忍完全一致,但对道信与弘忍尚以念佛为方便的观点则彻底否定。惠能思想的核心,即在于自性、自力、自悟。但实际上,在佛法修学中,并没有完全绝对的自力或者他力。宋以后出现的“禅净融合”观,就是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自宋之后,出于内在修持的需要和外在发展的要求,禅、净二宗都产生了联结对方的愿望。禅宗为了泯灭与净土宗的歧异,以达到“禅净双修”的目的,在理论上发明惟心净土和佛国净土并行无碍;在念佛上从不专一佛到专一阿弥陀佛;在修持上从求自力到不否定他力,进而求借他力。当时禅、净合修的情况大致有两类:一是习禅与念佛相结合,二是在习禅中,将念阿弥陀佛作话头进行参究。禅、净合修的模式奠定后,自明清迄至近现代,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改变。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来看,由繁复高深走向简捷明快,是佛教两千年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也是佛教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禅与净的汇合,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 禅 禅宗 念佛 净土 净土宗

  一、引言

  半个世纪前,太虚大师讲过:“中国佛学特质在禅。”【民国三十二年秋,太虚大师曾在汉藏教理院作过题名《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的学术报告。该文除《太虚大师全书》收录外,还见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2卷《禅学论文集》,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 禅在中国佛教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但是,禅修与念佛一样,同为佛教的基本修行方式,乃各宗各派所奉行,并非独为禅宗所擅有。禅宗之所以能够开宗立派,而又名之为“禅宗”,固是以它作为彻见心性的根本途径。可是,如果与其他佛教宗派的禅修,在目的、方法以至传承上,没有自身特别之处,那就泯灭了宗门面目。禅宗的念佛,比之它宗的念佛,也不是时时事事相符合。在禅宗的历史上,修禅与念佛,其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其关系也不是唇齿相依。

  在佛教中,戒、定、慧称为三学,是僧伽修行的纲要。《楞严经》说:“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楞严经》卷六,《大正藏》卷十九,131c。】 “定”就是禅。“定”是中国固有的语词,《说文解字》:“定,安也。”【《说文解字》卷七下,[清]陈昌治刻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150页。】可知“定”的原义为安定,引申有宁静、停息的意思。梵文Sam⑥dhi,音译为三昧或三摩提、三摩地,意译则为正定、等持。《玉篇》“示部”说:“禅,静也。”【《小学名著六种》之《玉篇》卷一,中华书局,1998年,5页。】禅是Dhy⑥n⑥的译音“禅那”的略称,意译则为静虑。在中国,二者常相并称为“禅定”。

  佛教传入中国,禅学便与之俱来。早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由安世高、支谶、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及昙摩密多等人,译出了众多种类的禅经。他们所绍介的,大都以小乘禅法为主,如《安般守意经》、《修行道地经》、《坐禅三昧经》及《达摩多罗禅经》等。同时,大乘禅法也被绍介了过来,如《般舟三昧经》、《观无量寿经》、《首楞严三昧经》等。约在公元四、五世纪间,修禅的种种法门已经逐渐地在中国流传开来【据[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习禅》篇,其第一人为竺僧显,本姓傅氏,两晋间人。见《大正藏》卷五十,395b。】。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一说:“达摩未到,古来诸家所解,皆是前四禅八定。”【《大正藏》卷四八,399b。】 “四禅八定”是色界天的四禅和无色界天的四无色定的合称,在印度原来属于外道所修,佛陀汲取后进行了改造。这种禅法仍属小乘禅的体系,不能导致究竟解脱。当时所流行的禅法,除了“四禅八定”外,还有数息观、五门禅之类的小乘禅法。禅宗所修习的禅定属于大乘禅,是“最上乘禅”,与所谓外道禅、凡夫禅的浅深、阶级不可同日而语。禅宗的禅法的特点,被后人概括地总结为:离言说相,不著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菩提达摩怀着“传教救迷情”【见《祖堂集》卷二《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高丽覆刻本,1994年,85页。】的目的而来中土,虽被后世奉为中国禅宗初祖,而毕其一生,都未能走出屯蹇之境,其禅法也未得弘化开来。达摩是在南朝宋时,泛海来到中国。后来北至北魏嵩、洛一带,弘传大乘“二入四行”禅法,不为时流所见重,曾入少林寺安心壁观。达摩行头陀行,居无定址,“游化为务”。达摩的传法方式,也是“随其所止”,弟子名者仅道育、慧可等,寥寥可数。最后,“不测所终”【后来的禅宗灯录,谓达摩乃南天竺国王第三子,得如来心传而来东土;见梁武帝,机缘不契,一苇渡江;栖止少林,面壁九年;死葬熊耳山,昭明太子作文遥祭,梁武帝为之立碑;后,东魏使者宋云尚见其只履西归。参见《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书。学者对此多存疑问,讨论甚多。】。

  道宣对于达摩很推崇,说他“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磨传》:“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 见《大正藏》卷五十,551b。】。按理说,他的“大乘壁观”禅定法,应该能够顺畅地推行。可是事与愿违,因为“于时合国盛弘讲授”【关于当时盛弘讲授的情况,慧皎《高僧传》之《义解》篇有着集中的反映。如说慧球“讲集相继,学侣成群”。(《高僧传》卷八《慧球传》)宝亮“讲《大涅槃 》凡八十四遍,《成实论》十四遍,《胜?》四十二遍,《维摩》二十遍”,“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高僧传》卷八《宝亮传》)分别见《大正藏》卷五十,381c、381b。】,达摩的禅法同时尚格格不入,以至到处受到讥谤、排挤以至打击【《历代法宝记》之《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载,达摩泛海东来后,曾遭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六度毒害。“语惠可:‘我缘此毒,汝亦不免此难。至第六代传法者,命如悬丝。’言毕,遂因毒而终。” 见《大正藏》卷五一,181a。】。当时讲经和注疏事业的繁荣,是随佛教经典的名相化而来的。我国初期的译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用词语也往往借用本土老、庄及玄学之所有。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三藏逐渐被系统地介绍过来,遂产生强烈的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要求【《高僧传》卷五《释僧先传》:“因共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先曰:‘且当分折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见《大正藏》卷五十,355a。】。合国盛弘讲授的风气,虽说不利达摩禅法的传播,却为下开隋唐时期的各类佛教门派,建立了广泛而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