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惠能对于净土宗的批评，却不无可以检讨的地方。比如，“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这句话，六祖示不识字，一生靡事笔研，《坛经》皆他人记录，故多讹误。其十万八千东方西方等说，久已辩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须更愿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无佛出世，轮王乃以十善化度众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见佛，而但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执《坛经》而非净土者，谬之甚也【《云栖法汇》之《手著》，21页。】。

　　六祖当然是不会错的，错的自然是《坛经》。而《坛经》如果全是六祖亲说，那六祖不还是错了？这样，板子只好打到记录人的身上。其实，莲池的不能说又不能不说的矛盾，有其不得已的成分在里面，这与六祖的成就与影响有关。但是，莲池敢于指责《坛经》，这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自身的道德、行持、见地、学问、事功作为支撑点。作为“法门之周孔”【[明]憨山德清：《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若夫即万行以彰一心，即尘劳而见佛性者，古今除永明，惟师一人而已。先儒称寂音为僧中班马，予则谓师为法门之周孔也。”《云栖法汇》末附之《云栖大师塔铭》，7～8页。】的莲池，无疑是有资格的，以至于此后无人对他的指责提出异议。然而，《坛经》这段问答，当然不是记录错了，其思想与《坛经》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如《坛经》说：

　　凡夫不解，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6页。】。

　　佛既不须外求，念佛的作用也就可见了。南宗彻底地否认念佛，虽是道信“亦不念佛，……直任运”思想的扩大和深化，实质却有些不同：道信是说无须如此，即可以得证菩提，这是就上根人说的；而惠能却是彻底的否定有此必要了。惠能论点的核心，即在于自性、自力、自悟。其实，在佛法修学中，并没有完全绝对的自力或者他力。“自”与“他”始终是鸟之二翼、车之双轮，片面强调一点而否定另一点，都是不利于佛法的弘传的。宋以后出现的“禅净融合”的观点，就是一种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从净土宗的观点来看，《坛经》的这段话，很有讨论的必要：比如，《坛经》说：“东方但净心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可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姚秦]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大正藏》卷十二，347b。】。所谓“阿鞞跋致”指在佛道修行的过程中，不退失既得的功德。小乘有部以预流果为不退，大乘则以初住、初地、八地等为不退。明代智旭《阿弥陀经要解》指出，念佛往生者有“四不退”，即一念不退，二行不退，三位不退，四毕竟不退【《大正藏》卷三七，365a。】。既不退，又怎么会出现“西方人心不净”的情况呢？另本《坛经》甚至出现“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的话来【见属于惠昕本系统的兴圣寺本《六祖坛经》之《八问答功德及西方相状门》，10页。《禅宗全书》卷三七，341页。案：郭朋说：“惠昕本带头，在此句下面又加进了如下两句：‘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把慧能写成了从根本上否定净土的人。”见《坛经校释》，68页。】，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西方人（指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还会造罪，那么西方也就不是净土了。再如“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等话，如果能够成立，那《观无量寿经》中说的那些造五逆十恶罪、“以诸恶业而自庄严”【《观无量寿经》，《大正藏》卷十二，346a。】的罪人，根本就没有往生希望，而净土法门也不会被称为“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了！《坛经》到底是错解净土典籍还是曲解净土典籍，我们无从判断，但是《坛经》的话终于成为禅宗行者否定净土宗的口实。而这一影响，从唐至清，始终难以消除，哪怕是禅宗或净土宗的大德一再调和，也无可如何。

　　四、禅净融汇

　　在惠能和神秀的时代，还保持了南北宗间的正常关系。后来，南宗为争法统，神会猛烈攻击北宗“师承是旁，法门是渐”，并在滑台大云寺开设无遮大会，倡言“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将神秀本人及北宗禅法攻击得一无是处。其实北宗的禅法何尝不是祖传，从达摩的壁观、“二入四行”，到道信的“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无不含有坐禅的法门，无不提倡和实行“渐修因缘”。神会反对坐禅，是有点数典忘祖了。

　　禅宗史上的“一花五叶”时期，乃是禅宗最为兴盛的时期，以致有说到佛教即为禅宗的阵势。五家的禅学，都是上承惠能顿悟心性、自我解脱的基本思想。各家禅门宗匠，在强调自性自悟、破除一切执著等方面，可以说比其师是更为彻底。破除一切执著，启悟自性，毋论形式。有的语言悖乎常理，有的行为骇人听闻，只图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顺着这种走势发展，呵佛骂祖也无不可为。再发放开去，就便形成所谓“狂禅”一派了。

　　如果说，初祖以下，用四卷《楞伽经》印心，四祖以后，《金刚经》的般若思想也渐渐阑入，还难以说禅同教彻底地划分了界线，那么到了这时，传宗的唯一依据就是《六祖坛经》，于是“教外别传”的口号也就成了禅宗的标帜。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负面情形，那就是并非所有自承为禅宗者，都了然于“曹溪一味之旨”。绝对的内省内证，置任何经典于不顾，就失去了一个统一的客观检验标准。于是，在禅宗的门下，龙蛇混杂，泥沙俱下，也就难以避免了。后来禅门中的明智者也看到了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如明代莲池在《竹窗随笔》“经教”中说：

　　有自负参禅者，辄云：“达磨不立文字，见性则休。”有自负念佛者，辄云：“止贵直下有人，何必经典？”此二辈人有真得而作是语者，且不必论；亦有实无所得而漫言之者，大都不通教理而护惜其短者也。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得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佛也？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也。是故学儒者必以六经四子为权衡，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云栖法汇》之《手著》，37页。】

　　莲池的观点代表了后来禅宗多数人的观点，诵经拜佛与禅修并行不悖，一直至于近当代。“一花五叶”时代的禅宗宗师，在思想观念上禀承着惠能，不仅看不起净土宗求生西方的行者，其甚者更对净土法门予以彻底的否定，认为唯有修禅方可得证圣道。道信时代的念佛观，完全被开发般若智慧所取代。从《景德传灯录》看，他们的开悟和修证方式，大都以参究诸如“如何是佛”、“如何是佛祖西来意”、“如何是佛法大意”等类的话头。既然佛在自心，外我无佛，又安用念佛为？所以此际的禅宗，“不立佛殿，惟树法堂”，对于本宗所传承的“一行三昧”，也被当成为一种“执著”，剔出了修禅法门之外。尽管当时禅宗有些寺庙里还存有念佛的仪轨，只怕同于当今的寺院，只是早晚课的例规，而与禅宗本身并无特定关系了。“物极必反”，南宗在唐五代时期，登上了历史的顶峰。入宋以后，繁华逐渐销歇，开始走下坡路，一些门派后继乏人。至元更甚，唯存一二门派在支撑着宗门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