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初履中土之不得意，可能还有其禅法上的原由。当时广为流传的大都是小乘禅法，而达摩弘传的却是大乘禅法。我们读《高僧传》“习禅”篇各传，所见都是其人的神通如何广大，这既有中国六朝志怪文化的影响，也许还反映了当时行者习禅的旨趣。慧皎也说：“禅用为显，属在神通。”将禅定与仙术相属【《高僧传》卷十一《习禅篇》之《论》，《大正藏》卷五十,400c。】。而达摩的“二入四行”，却是要趣入菩提道，销融无始以来的种种积习，以彻见自性本源为目的。在境界、方法以至目的上，都与时俗大异其趣。燕雀不知鸿鹄之志，达摩禅不为时人所接受，也是固所当然的了。初祖达摩所遭际的屯蹇境遇，也同样为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粲所亲受。禅宗在初创期间，命运维艰，屡遭打击，居无定所，门庭寂寥。《历代法宝记》谓慧可“后佯狂，于四衢城市说法，人众甚多”，竟遭诬告，为城安县县令翟冲侃杀害【《历代法宝记》之《北齐朝第二祖惠可禅师》，《大正藏》卷五一,181b。】。《续高僧传》则说僧璨“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中释僧可六》，《大正藏》卷五十，552a。】，只得隐居遁世。在这种境况下，他们守成已是不易；求其发展达摩的禅法，乃不能也，非不为也。这一时期，禅宗尚未与念佛发生关系。但是，就在达摩禅郁而不彰之时，净土信仰却渐入人心。且不论在此之前弘扬弥勒净土信仰的道安、弘扬阿弥陀佛净土信仰的庐山慧远这些佛教领袖，就是与达摩同时代的净土宗重要人物昙鸾，与达摩的际遇相比，二者也是判若云泥。

　　昙鸾（476～542），据道宣《续高僧传》记载，为雁门人（雁门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出家后广学经论。他在为北凉昙无谶译《大集经》作注时得气疾，因而感到生命短促，希望找到长生不死的方法。他听说江南道士陶弘景博通仙术，名重海内，便于梁大通年间（527～528）往江南寻访。起初昙鸾被人怀疑是北朝的奸细，经澄清后，被引见给梁武帝。梁武帝不仅亲自“降阶礼接”【《续高僧传》卷六《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释昙峦传》，《大正藏》卷五十，470a～470b。“鸾”也写作“峦”。】，甚至称昙鸾为“肉身菩萨”【《续高僧传》卷十六《齐林虑山洪谷寺释僧达传》，《大正藏》卷五十，553b。】。后来，昙鸾因菩提留支授与《观无量寿佛经》而放弃陶弘景所传仙术，专志阿弥陀佛净土信仰的修学与弘传，“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广，魏主重之，号为神鸾焉【道宣《续高僧传》卷六《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释昙峦传》，《大正藏》卷五十，470c。】。昙鸾所建立的“二道二力说”、“往生成佛说”、“持名念佛说”等理论，为净土宗的广泛弘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禅宗初期所遭遇的窘迫境况，直至道信、弘忍的时代，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东山法门

　　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是禅宗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们所开创的“东山法门”【《传法宝纪》道信、弘忍传题均作“双峰山东山寺”。见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附编一，164页。案：下文引《传法宝记》均为此本（《大正藏》本残而不全，故不用）。】，是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捩点，一个里程碑，标志禅宗真正意义上的成立。

　　道信（580～651），俗姓司马，河内人，因其父任永宁令，全家迁徙至蕲州。七岁出家。僧璨隐舒州皖公山时，往赴受法，依学十载。隋炀帝大业间，贼围吉州城七十余日，教全城合声同念“般若”。后来留止于庐山大林寺，达十年之久。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蕲州道俗请度江北，因见黄梅双峰山“有好泉石”，遂造寺终止。大作佛事，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四方龙象，尽受归依。太宗三次敕使，礼请入京，均辞老不赴。永徽二年闰九月示寂，春秋七十二。

　　道信的历史功绩，首先是北迁黄梅，辟宇授徒，对于禅宗的传承方式作了大胆的革新。其次，道信对于禅宗思想和入道方便上，也作出了有益的建设和改革。净觉《楞伽师资记》之《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禅师》说：

　　其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大正藏》卷八五，1286c。】。

　　有关《菩萨戒法》的内容，《楞伽师资纪》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联系道信倡导的“一行三昧”禅法，其戒法当属“安心”和“见性”的方便法门，旨在制止修禅过程中妄念的泛起。戒与禅相辅以行，正是“东山法门”的门风之一。菩萨戒属于大乘菩萨所受持的戒律，与小乘声闻所受持的戒律有所不同。达摩以下二传、三传，所修都是头陀行。十二头陀行本属声闻乘律仪，但是达摩从一开始提出“二入四行”时，就已经为其注入大乘思想。尤其是第四“称法行”，强调在“三轮体空”中修行大乘菩萨的六度，自利利他，“庄严菩提之道”，在根本上和菩萨戒的精神是一致的。可见达摩所传禅法，从一开始就为禅宗重视菩萨戒点燃了慧灯。道信开宇后的实际情形，已与十二头陀行不相融合，以菩萨戒法取代头陀行，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又据史载，梁武帝、陈文帝和隋炀帝都曾受过菩萨戒，从者乃至数万人，足见其风气之盛。道信在禅宗的传承上，首倡菩萨戒法，也似存有时代风尚的影响。这种戒禅结合的门风，也为后来南能北秀所继承。神秀《大乘无生方便门》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菩萨戒。”【《大正藏》卷八五，1273b。】惠能《坛经》曾引《菩萨戒经》说：“戒本源自性清净。”并发挥说：“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0页。】不过惠能已改念佛为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菩萨戒也改为受无相戒了【同上书，5页。】。

　　道信还是将“一行三昧”引入禅宗的第一人，“一行三昧”也是东山法门的标志之一。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开章明义即说：“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取《楞伽经》印心，乃初祖以来的传承；而“一行三昧”的源流，则取自天台宗的智顗。我们知道，道信曾居止大林寺十年，庐山乃是天台、三论宗的重镇，而天台宗在当时的影响又如日中天，在这种历史和环境的薰陶下，受其影响也不为无因。智顗《摩诃止观》说：“《法华》云：‘又见佛子，修种种行，以求佛道。’行法众多，略言其四：一常坐，二常行，三半行半坐，四非行非坐。”【《摩诃止观》卷二上，《大正藏》卷四六，11a。】藉此四种修法，即可正观实相，住于三昧。他在进一步阐述“常坐三昧”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