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stemology源自希腊文的episteme（知识）和logos（逻辑、学科）。于公元前六世纪时，希腊人的哲学思考已经表现对于知识及逻辑的强烈兴趣。此间，所谓的理论心态（theoria；theoretical attitude）早已为希腊人的宗教仪式之一；于此种种仪式之中，人们必须以一种超然冥想的态度，试图穿透变幻不居的表象世界，以找出其背后永恒不变之真理。以这种方式获取的知识，希腊哲学家称之为理论（theoria）或科学（science），与关涉现实生活的主观意见（doxa）不同。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此一思维模式变形为R. Descartes的主／客对立二元论的哲学主张。当然，还有许多哲学观念上的变形与分身，无法于此赘述。

　　从这个角度出发，学术研究方法论的知识论意涵呈现为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应性问题，以及知识属性之问题。例如：知识为发明的（invention）、发现的（discovery）抑或发展的（development）？其运用之范畴为何？诠释的效度与强度如何？

　　佛教对此一问题之处理，可以见诸两端：一方面是中观思想引导出的语言哲学，用来堪破戏论的荒谬性；另一方面是瑜伽思想引导出的唯识心理学，用来检视身心世界的虚幻性。两者在论证形式上的颠峰表现可见诸印度后期大乘佛教开展出的量论。

　　（三）方法论（methodology）

　　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认识或描述他所处的世界？一般而言，方法论之探究主要由逻辑、理解、诠释等论题来引导，涉及辩证、批判、分析、综合、演绎、归纳、调查、统计、溯因、归谬、交叉、观察、实验、扎根、预测、定性、定量、比较等可资具体应用之方法或技术；凡此种种，俱可让人获得不同类型的知识。于汉语文化传统里，方法论课题涵盖了格物、致知、内省、外烁、见微、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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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往、观来、正名、顺言、符征、索隐、趋尘、归真、温故、知新、对反、相成、知人、论世、慎始、逆志、博观、约取、参验、考证、渐修、顿悟、学思、辨行、遮诠、解蔽、求同、显异、穷神、知化、深入、浅出等内在于学问思辩或生命实践的态度与方法。

　　从这个角度出发，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方法论意涵，涉及对各种学术研方法之功用与局限的反省与批判；包含对研究态度、研究条件、研究典范、研究进路、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研究步骤、表达方式等环节之探索。

　　佛教对研究方法学问题之处理，主要是含摄于五明（pa?ca vidyā-sthānāni）之中的声明（?abda-vidyā；包含声韵、训诂、文法等）、工巧明（?ilpakarma-vidyā；包含数学、物理、算历、艺术等）、医方明（cikitsā-vidyā；包含医学、药学、咒术等）与因明（hetu-vidyā；包含辩论、逻辑等）之中。从研究方法与表达方式上来讲，属于声明之范畴；从研究条件与研究技术上来讲，属于工巧明之范畴；从意义治疗上来讲，属于医方明之范畴；从研究进路与论证方式上来讲，属于因明之范畴。

‘缘生会寂门’意味着方法论于知识论层次上相应于一切的方法学知识，而一切方法学知识则在方法论的戏论层次上消归于方法自身之存有论场域，从而呈现出方法学之体、相、用三个层次的关系，是故此门又名‘同时具足相应门’。

　　二、实际敛迹门：研究态度

　　研究态度（researchattitude）为学术研究方法论之首要命题。

　　于西方学术传统里，所谓研究态度者，多偏向于主观论、客观论、经验论、观念论等哲学立场异同之商议。于汉文化传统里，研究态度主要是指为学的器识、风度与涵养。

　　以史学为例，刘知几于《史通》提出史学家应具史才、史学与史识，章学诚于《文史通义》益之以‘史德’，即是着眼于研究精神与著述之态度，故云：‘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何者？谓著书之心术也。’又云：‘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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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可乎哉？’这表示心术之重要性，远在资质、学力与见识之上。现代学者固然不一定能达到张载《论语说》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境界，但为学所以致用，以‘淑世’（to refine the world）为正鹄，绝对比争名夺利还要更让人心安理得。[8]　倘若又是以佛教徒的身份来进行学术研究的话，更须时刻以菩提心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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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持‘四依四不依’的原则，[9]　庶免于有识者之讥。

　　此外，关于学术上的宗派与门户，章学诚于评论浙东学术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名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这段话当是我们理解学术典范与学术伦理的重要判准：一方面学有所承，不断开辟新的命题或领域；另一方面，绝不挟此鄙夷他人，或蔑视其他学派的观点与方法。此一学术态度，于现代学术体制内尤为重要。

‘实际敛迹门’意味着研究态度作为学术工作之背景与根本精神，总是或隐或显地反映或成就整个学术活动，是故此门又名‘秘密隐显俱成门’。

　　三、体用显露门：研究典范

　　所谓研究典范（research paradigm）者，广义上来讲，表示整套的信仰、价值与技术；狭义而言，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后所开启的治学门径。在某些语境里，研究典范亦可指涉学术传统、研究取向、正当的诠释策略、可资参照的理论图像、合理的论识论观点、标准的言说模式等等。

　　于西方常见的研究典范里，除了实在论、观念论于哲学立场上的对立之外，亦有思想家就实在论的不同面向提出不同的观点；如素朴实在论（naive realism）认为人类经由感觉器官所呈现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批评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则企图找寻证据来检验外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此外，实在论又可区分为直接实在论／间接实在论、普遍概念的实在论／唯名论（nominalism）等等。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客观研究的途径可略分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后实证主义（post posi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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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等进路；主观研究的途径则可分为诠释学（hermeneutics）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等进路，不一而足。

　　每一种研究典范在存有论、知识论、方法论皆有不同的形而上学假设，构成不同的世界观（worldview）。因此，研究典范在问题意识方面是由研究者的基本信念所决定；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则是由学术社群的共识所主导。就某个特定的研究典范而言，其存有论、知识论与方法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除非研究者思路混乱不清，否则研究者对于方法论问题的回答，必然受到其存有论与知识论立场的限制。例如当某位研究者决定采用客观的方法来探讨实在界的真相，不管用的是质化或量化的方法，都必须努力摒除干扰因素（confounding factors）。又如以实验法作研究的人，其目标必然在于找寻关于实在世界的客观知识。兹以五种不同的研究典范（inquiry paradigms）为例，表列如次：[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