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例如为了强调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不只是某种浅薄的启蒙勾当，而是能够与国际学术接轨，曾经有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召开所谓的‘学术规范化’会议，然而在会议文章之中，‘论者们对于“规范化”的含意都不甚明确，常常陷入很不规范化的泛泛议论。最明确的似乎是关于学术论著写作的格式，无非是强调论著必须有引文，引文必须有出处，注明出处必须按照固定的次序写清楚著者、书名、出版单位和年月、页码，书后必须附有参考书目之类。我很惊奇，这种属于编辑业务的简单常识竟会如此隆重地谈论。……同时我又不免担心，用这种很表面的形式去衡量，不但哲学史上的绝大多数哲学家，而且这些论者也很推崇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皆难逃被革出学术之门的下场。’（周国平〈圈外人的臆想〉，《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沈阳：辽宁大学，1997，pp.24-25）

[30] 蔡耀明2001：17-34。

[31] 参见朱文光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