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创办全国性佛教刊物，沟通各界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面对佛教颓靡不振，佛教徒思想混乱，无法适应社会剧变的状况，巨赞与赵朴初、陈铭枢、周叔迦等人商议，提出要想发扬正确的佛学，符合如来随宜说法、实相常新、适时便巧的宗旨，必须在首都创办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刊物，及时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全国佛教界各种情形，纠正佛教界内错误思想，这样才能发扬释迦牟尼佛的真精神，振兴佛教。为此，巨赞与喜饶嘉措、赵朴初、陈铭枢、周叔迦等人在1950年6月发起成立了现代佛学社，负责出版《现代佛学》月刊，由陈铭枢任社长，巨赞任刊物主编。《现代佛学》是巨赞佛教学术化激进思想的体现，也是贯彻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喉舌。该刊主要任务是“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处理佛教问题的方针；用科学的历史观点，重行批判并确定佛学的真实价值之所在……纠正我国佛教界内一向因袭讹、穿凿附会的谬误思想，以便进而改革佛教现行的制度；联系国内外佛教徒，为争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努力。”此后，巨赞全身心的投入刊物的编辑中去，几乎所有的佛学论文都由巨赞亲自编辑审定，在大家努力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现代佛学》创刊号就出版了。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现代佛学》即成为其会刊，到1964年因故停刊时，总共出版了l44期。十余年间，《现代佛学》发表了高僧大德大量的佛学论文，推进了佛学理论尤其是人间佛教理论在特定时期的曲折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一60年代初，该刊在国内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应该承认，人间佛教本质上就是中华佛教的现代转型，现代佛学应为现代佛教的先导。尽管当时在海峡两岸，太虚及其人间佛教思想都遭受非议。但巨赞所传播的基本思想理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保留了人间佛教的内在精神，对此后海峡两岸人间佛教思想蔚为主流，起了一定积极的作用，这其中长期担任《现代佛学》主编的巨赞是功不可没的。该刊作为沟通政府和佛教界的桥梁，也及时宣传了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效地稳定了佛教界的情绪，凝聚了全国佛教界力量。

第四，筹建中国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巨赞认为，“佛教之所以衰落在于没有人，要整理佛教当然还是人；人的培养在于教育。”佛法的弘扬最终要靠佛教徒，因此人才培养是振兴佛教的关键。巨赞法师历来重视佛教界人才的培养。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巨赞就先后担任过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沩山佛学社等佛学院的教师。1947年巨赞在杭州创办武林佛学院并担任院长。这些都属太虚一系创办或主持的佛学院，巨赞大力弘扬太虚首倡的人间佛教思想。他要求学生勤读佛书的同时，还要兼读文史哲，要关心国家大事，阅读报纸新闻，充分体现了人间佛教佛法不离世间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巨赞更是积极筹备建立佛学院。早在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备成立时，巨赞和赵朴初等人就提出，要举办佛教院校，培养佛教人才。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马上着手筹备建立佛学院。经过多方努力，1956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创立，喜饶嘉措任院长，巨赞任常务副院长。他不仅担任佛学院的领导工作，还亲自授课，核定教学内容。中国佛学院旨在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和平、具足正信、能发扬佛教优秀传统”的佛教人才，成立后可谓群贤毕至，人才荟萃，师资阵容强大，学员素质整齐，学员学修一体，解行相应，1956——1966年十年间，总共毕业了近4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各地佛教界的骨干力量。至20世纪80年代，赵朴初提出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指导思想之所以得到全国响应，与这批骨干力量的拥护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巨赞认为整理佛教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整顿丛林。他认为“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本意，在于便利参学，策励深造，使丛林成为实践佛理的道场，也就是真正实行六和的僧团。”而当时由于丛林制度受到宗法社会的侵蚀，只便利了少数的当权者，甚至因“经忏发达，道场变成营业性质，”这使巨赞深感痛心。为此，巨赞和赵朴初等人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新丛林计划，这一计划初衷不坏，旨在从佛教界自身改革做起，以防政治运动冲击，但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明显受前苏联计划经济影响等，加上不久后大陆“文革”爆发，该计划并未实施。

回过头看，以巨赞法师为代表的中国佛协领导层推动的“生产化”方向没错，因为这既是中国佛教“农禅合一”优良传统的体现，也属太虚早期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但在当时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误导下，在工业、手工业领域由佛教徒创办的私营企业、合伙企业，甚至自愿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都被纳入地方国营或政府主导的集体经济框架内，尽管许多四众弟子都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但从身份上看，不能不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在农村，人民公社化也导致了类似的后果。以致人间佛教应有的自主性的生产事业及有可能在此支撑下建立的慈善、教育文化事业都落空了。但这些都不是巨赞法师等所能左右的。至于其“学术化”主张更应得到肯定，因为长期以来，如何提高僧尼素质始终是摆在中国佛教界面前的最迫切问题，也唯此才能解决。

二、经受严峻考验阶段的代表人物——正果法师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佛教正面临着严峻的时代考验。正果法师（1917—1988）是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典型的大陆提倡人间佛教代表人物。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人劝他赴港台，但正果坚持佛教在祖国大陆，我也应留在大陆。1950年，汉藏教理院由西南文教部接管，宣布停办，留下的学生被安排在重庆市暑期学苑学习，待分配丁作。正果法师赴京，与法尊法师同住在北海公园内的菩提学会，协助法尊翻译当时政府交办的材料，回答佛教信众提出的有关教义等各种问题。1954年，以研究唯识学闻名的北京三吋学会邀请正果担任研究室主任，指导有兴趣的僧俗研究法相宗与唯识学。1956年秋，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他应聘主讲佛学课程，后担任教务主任。1957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62年，任中国佛协副秘书长。“在十年混乱中，他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3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他回京襄理会务。看来正果法师是为数很少的当时最早恢复工作的佛教界人士之一。这可能与他经历比较单纯、个人历史清白有关。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正果法师就长期从事国际佛教友好交往与海外联谊工作。1961年，他随中国佛牙舍利护持团前往斯里兰卡访问。1963、1964、1978年，他前后三次出访日本，在日本佛教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