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大陆僧伽中，只有惟贤法师等很少人，才“不管在哪里开示，都会讲到人间佛教，不管讲哪部经典，同样也会落实到人间佛教。”而与许多法师同样的是，在就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法门才能够救世？”的提问时，惟贤答道：“在佛教来讲，佛法所有法门都能救世，但佛法有原则，有方便，具体来讲，就是要契理契机．契理就是符合佛教的原则，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契机就是要适合时代（社会），根据地方不同、人（根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不同，而行方便法门。过去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现在赵朴初提倡的人间佛教，都是以佛法精神做入世事业，达到二谛圆融，那么这个人生佛教以及人间佛教的具体内容，就是当今最契理最契机的法门。”尽管如此，惟贤对太虚人生佛教的具体内容还有自己深入的理解，他说：“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以人乘为主，兼修菩萨行。”首先是“要做个完人”然后是如菩萨、佛一般地超越白性，“也就是最伟大的人。这一点，并不是一般的神秘化，（而）是人格化。”惟贤以他亲眼目睹证明，太虚本人就是奉行人间菩萨行的典范：太虚虽然名声很大，但“个人生活简朴，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因为我亲近了他大概有十年时间，耳濡目染了他的教诫和个人生活。他老人家生活很简朴，经常穿一件灰布衣服”“早晨吃稀饭馒头和一点咸菜，中午两菜一汤。另外，居士供养的钱财，他全拿出来做好事，周济贫困学生。”居士不忍太虚生活太苦而供他的食品也完全交出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惟贤不但自己也这么做，还领导慈运僧众这样践行。在使古刹重光之余，还继承与发扬太虚的一贯作风：外重弘法利生，内重提高僧伽素质。

在弘法方面，由于老人德高望重，四方邀请应不暇接，而他不顾古稀之年，四处奔波讲经、传戒、参访。先后山访了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并走遍祖国大江南北、黄土高原，云南鸡足山、浙江天台山、江西庐山、无锡灵山……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利生方面，首创佛教的“希望工程”、“邱亲工程”，强调办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救济扶助贫困失学儿童，帮助下岗后就业难的妇女。为此创办了慈云“佛教慈善功德会”。

在佛教自身建设方面，他自己严持戒律，修行不辍就不必细表，老人更关注的是佛门下一代，培养佛教人才。为此，他开办了慈云寺僧伽培训班，后又亲任重庆佛学院院长。他熟谙太虚办学模式，开归结为凹点：l、在课程上佛学为士，世学为辅，使学僧在佛学、世学两方面都能够有较高的、全面的研究和认识。2、在修持方面，对上殿、过堂、诵戒都很重视。3、在生活方面讲究朴素，太虚大师本人节衣缩食，以身作则。4、设置的学制循序渐进，学生毕业后有所成就。惟贤还注意把过去办学经验与当代实际结合起来，针对佛教教育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现在“尽管提倡学修并重，但实际上学重于修。”“当然在硬件方面，不管是教室、教具、设施、学生待遇等方面都比过去奸。但在培养学生能够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方面，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其实，惟贤法师在此不但不反对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和高科技手段。他在国外访问期间，还表示要学习电子化，网络化等先进弘法方式。八旬多老人依然与时俱进，乃太虚门风使然吧？他还认为，应借鉴太虚当年学制，“否则两年、三年学僧毕业后出来就当家、做会长，我觉得还不成熟。”“在时代潮流中，佛教与佛教徒应该在思想建设、净化人心、维护社会方面以身作则，从文化方面对思想净化起到一定作用。”“对学僧的教育一方面要接受历史的优良传统教育：一方面要展望未来，如何使佛法振兴，对社会人心，对世界作出贡献。”这些建议都有相当大的针对性，无疑都不错，关键还在如何进一步落实。

昌明法师（1917—2007），俗姓曹，湖北枝江人。早在1940午，他至湖南衡阳罗汉寺法光佛学院深造。当时颇为青年僧人崇拜的太虚法师也多次到罗汉寺讲经。听说有名的太虚和尚来了，听经之余，总有不少人索求太虚墨宝，太虚也多随缘作法施。昌明则为之研墨铺纸。太虚爱才，看到昌明勤勉好学，赠以两幅对联。吕明也乘这难得机缘，向太虚请益。太虚的谆谆教诲，令昌明终身不忘：“学佛，首要修身，做高尚之人，做利益众生之人。做人学好了，自然而然进入了佛陀妙境。”这就是太虚常讲的人生佛教。青年僧人也最关心佛教前途问题，太虚就此回答说：“今后的佛教，还归佛陀人本原义为其首要任务，要把被歪曲了的佛教扶正过来，就必须进行佛教改革。佛教只有改革，才有生命，才有前途。”这是太虚提倡人间佛教的良苦用心所在。1939年，日本侵略战火烧到了湖南，巨赞法师发起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昌明到罗汉寺后，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该会组织的“抗日僧伽救护队”，上抗日前线救护伤病员。1943年12月，太虚应邀至桂林弘法。当时昌明在祝圣寺弘化社，闻讯再次赶去得以亲近太虚。不料这已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昌明回到家乡，任枝江弥陀寺住持。1954年，听说虚云大师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恢弘百丈家风，昌明不辞迢迢，远赴请益。1956年，他被请至汉口，任护国寺监院。不久移驻汉阳归元寺。翌年，被中国佛学院研究部录取，得以进一步深造。但随着一个个政治运动浪潮卷来，中国佛学院己难以为继。1960年，昌明法师不得不卒业，回武汉任归元寺监院。“文革”初期，各地佛教寺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归元寺作为当时武汉地区首刹，亦首当其沖。“红卫兵”到归元寺查抄所谓封建主义黑材料，说什么这是封建思想根据地。昌明法师巧妙地与之周旋，他用大纸写上“反封园”大字，贴在“归元禅寺”匾额上，使他们难以动手，把寺匾保护下来。又作“种种随顺劝导”，使这些被极左思潮鼓动起来的狂热青少年的行为“得以节制”。1967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后，多个所谓“兵团”、“造反司令部”先后强行占据归元寺，并在寺內开设工厂。吕明法师只能把大雄宝殿、罗汉堂、藏经楼等主殿从里向外反锁，用东西顶住门，在外面贴上封条。但这些措施后来也不顶用了。1968年4月6曰，法师感到形势已失去控制，冒着巨大风险与压力，上书周恩来总理，说明归元寺及其所保存的文物的危急状况。当时，大多数寺院僧人已被扫地出门，仅存者也多噤如寒蝉，周总理本人也面临着林彪、四人帮的攻击，危险可想而知。但庆幸的是，不到半月，周总理就亲笔批复保护归元寺，造反派不得不在解放军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下，撤出归元寺。这一名寺在“翠微公园”的名义下得以留存，而且基本完好，在全国罕见。消息传出，周边有些寺院也得以减轻了压力。这些都得归功于昌明法师的大智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