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佛协四届二次会议后不久，法尊法师圆寂。经历劫难考验的前辈相继而寂，使得佛教教育事业发展更加突出与紧要。继1982年在南京栖霞山办第一期僧伽培训班，及其后在九华山办职事培训班，1986、1992年，朴老两次专门召开佛教教育会议，筹措教育资金，大声疾呼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还是，第三仍然是培养人才。在他的直接关怀下，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首先恢复，各地佛学院相继建立，并选派了一批批学僧先后赴斯里兰卡、日本、英国等国留学，只是全国三十多所佛学院至今的发展以及学僧情况与朴老的期望仍有差距。

为了给佛教恢复发展争取更大空间，1990年，朴老针对有些地区出于部门利益，阻碍中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宣传“宗教是精神污染”，“反对宗教迷信”等口号，强调佛教“是反对迷信，提倡正信，反对污染，强调出污泥而不染的”。他最后总结说：宗教“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之所以提出这点，决不是朴老不懂信仰对于宗教之重要。而因其一，从社会现实出发，就需要突出宗教的文化性，因为文化的空间无限广阔，凡是人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皆可称为文化。这在当时条件下，打破了对宗教活动的狭隘限制，更容易促使那些对佛教怀有偏见的人们改变看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创建，也直接受到朴老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推动。其二，朴老对在国內尚未引起应有重视的宗教社会学的“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观点也很了解。1993年，方立天教授向朴老介绍了我国台湾佛教的重慈善事业、重学术研究、重禅修、重文化教育四种类型，朴老颌首并说：“你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台湾的宗教，这很好啊！”这清楚表明了此点。

为了使佛教恢复发展有切实保障，朴老与宗教界领袖一起，提出了对1978年宪法阐述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修改意见，并被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载入1982年宪法。他还对刑法修改提出有关建言，也被采纳入相关条款。1988年4月，朴老就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宗教立法问题刻不容缓。有了宗教法，宪法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才能具体化，并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有了宗教法，宗教徒与非宗教徒，群众与公职人员在涉及宗教的问题上才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在他主持下，中国佛协起草了《宗教法》建议草案，报送全国人大。十午后他又强调，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宗教法是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单项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基础。制定宗教法是朴老毕生关注的大事。

作为当时中国佛教领袖，朴老审时度势，率先从佛教国际交往入手，展开了国内佛教恢复的外在布局，重续了内在慧命，抓住了佛教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并为之打开了空间，努力争取切实的法制保障。这五方面，正如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徐义贤长老所说，表明了朴老“在困难时期保存和恢复了佛教”。同时，所有这些当然并非朴老个人所能成就，而依靠着国家与整个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但又如新加坡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所反复强调的那样：“一佛出世，千佛扶持，赵朴老就是这个出世的佛，我们都是扶持他，拥护他。”这也是对朴老作为人间佛教旗手的肯定，但朴老生前对人间佛教在大陆的局限有深切的省思，就是他“不希望这些（人间佛教）思想只停留在口头上。

四、当代大陆人间佛教最坚决的支持者拥护者代表

的确，拥护、赞同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的人们很多很多，但最坚决支持，并能真切理解的还推太虚弟子及曾经亲近过太虚的老一辈。前者的代表为茗山法师（见后述）、惟贤法师，后者的代表应推吕明法师。他们各自在华东、西南与华中，成为大陆人间佛教的擎天柱。

惟贤法师（1920—），俗名邱兆红，四川蓬溪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贤任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并参与了重庆市佛教协会的筹备，担任了筹备工作组秘书长。但自1954年蒙冤入狱，被关押了近27年，才平反获释。在狱中，佛教信仰给他以坚定的支撑，由此他认为：“人生本是苦的、无常的，我的遭遇其实是在消旧业。”佛法讲“修行要难修能修，难忍要忍。经历困苦，一方面可以在逆境中锻炼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激励自己要根据佛教的人生观，以求得心安，解脱生命、出离生死为修学的第一要务，将生死问题置之度外，只要在世上过一天，就要好好研究佛法，以佛法来鼓励自己，求得受用。”正是“坚持佛法的正念，将27年生活度过来了，这就是佛法给我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他谈得平静，但对历史、对监狱生活有所了解的人谁都知道，如没有信仰，这会是何等煎熬？

1980年，惟贤来到劫后残破的重庆慈云寺，致力于恢复与修建。该寺位于重庆南岸狮子山，对岸是著名的朝天门码头。据传始建于唐代，而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85）得以重建，原名观音庙。1927年，云岩法师进一步扩建，改为十方丛林，并更名慈云寺。1941年1月，太虚曾设“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于此，并多次驻锡，也在此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惟贤法师除了担任慈云寺住持外，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其近j厂讲经讲学论著如《（大般若经）之精华》、《心经讲记》、《般若与人生》等已汇编成《般若与人生佛教》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惟贤曾说：“我于16岁考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学习，大师是我的佛教信仰和-实践的指导者。太虚是法门龙象，他不仅精于学问，而且因为自己处在僧伽内部，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所以他提倡佛教进行改革，主张‘三大革命’，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这些思想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影响着佛教界。学院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例如法尊法师、法肪法师、印顺法师、雪松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开办了汉藏佛学和佛教史、文学、国学、史学、自然科学等课程。一些社会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人也宋院发表演讲，极一时之盛。我在这种良好的环境里，受到了系统的佛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的道理。汉藏教理院的院训是‘澹宁明敏’，澹是淡泊于物质，不起贪欲，才能持戒；宁是宁静，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识因果，分别善恶是非，不迷于主观客观，即是智慧；敏是行动灵敏通达，能审时度势，如理行事。这四个字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以至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其实，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至今仍是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指导，遵循太虚的人生佛教理念，则是惟贤法师的僧格弥坚弥高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