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的显著特点，是在儒道的深层冲击和融合中，持续扩大影响面，向多元化发展。　

<2>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中国佛教与域外佛教的联系

佛教继续东传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历来有两条通道：北沿陆上丝绸之路，南沿海上丝绸之路。但后者比较稀疏，鲜为人知。至此，两条路线都明朗起来。从晋到南北朝，自陆路进入中原传法最多的是来自顾宾僧人，其中著名的译家有僧伽提婆、昙摩耶舍、弗若多罗、卑摩罗叉、佛陀什、昙无谶、昙摩密多等。由天竺来的也不少，如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其他如来自迦维罗卫的有佛驮跋陀罗，来自兜佉勒的有昙摩难提，来自波头摩国的有攘那跋陀罗，来自摩伽陀国的有阇那耶舍等。经海路进入中国内地的僧尼，发自天竺或罽宾或师子国不等，经南洋群岛或中南半岛的交趾、扶南，抵达广州以及青岛。如译家罽宾求那跋摩，就是经帅子国、阇婆国，再经交州抵广州的。师子国两次派尼众至宋都建业，说明佛教界的交往已相当密切。中天竺求那跋陀罗也是经师子国，随舶至于广州；菩提拔陀则发自南印之歌营，经马未西亚之勾稚、孙典（典孙）至扶南、林邑而进入宋境，而后又辗转抵达北魏洛阳；天竺沙门僧伽跋摩，自流沙而至宋都建业，元嘉九年，随西域贾人自南海乘船返国。此外，直接来自扶南的还有僧伽婆罗、曼陀罗仙，和本贯西天竺的拘那罗陀（真谛）等。联想西晋末年耆域起自天竺，经扶南、交广至于襄阳、洛阳，最后又渡流沙西归的情况，南海北陆，在两晋之际已经贯通，形成了一个佛教文化循环遨游的大圆圈。这个圆圈到南北朝，流转的速度骤然加快，往来的僧众明显增多。

　　外来僧侣进入内地，以其细密的哲思和渊博的知以，博得中土文士的赞赏。东晋邪琊王珉在评及帛尸梨蜜多罗时认为，传统观念以戎狄贪婪，无仁让之性，但据他观察，“卓世之秀时生于彼，逸群之才或侔乎兹，故知天授英伟，岂俟于华戎”。王珉的言论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改变了对戎狄的一贯鄙视态度。外来僧侣对中华文明也非常钦佩，天竺眷域，见西晋洛阳官城，云：“仿佛似忉利天宫”；又说：“匠此宫者，从忉利天来，成便还天上矣！”菩提达摩历涉诸国，游至魏都洛阳，拜赞永宁寺之宏伟精丽，“阎浮所无”，“实是神宫”。

　　中国内地佛教以其昌盛繁荣和独有的风貌，向西方早期的佛教流行地区反馈，在东晋时期已经相当明显。《华严经》称清凉山是东方菩萨的聚居地，佛徒普遍认为此山就是山西省的五台山。至于道安，名播西域，号称“东方菩萨”，受到鸠摩罗什的敬仰。外国僧人烧香礼拜慧远，誉他为“大乘道士”、“护法菩萨”。来自天竺的著名译家菩提流支，则尊称北魏昙谟最为“东方菩萨”，并将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传回大夏。北齐刘世清译汉文《涅槃经》为突厥语，以遗突厥可汗。

　　晋宋以后，西来的僧侣越勤越密。北魏洛阳永明寺，接纳“百国沙门3千余人”，远者来自大秦（罗马）和南印度，洛阳成为当时世界佛教最盛的圣地，南朝的建康是江南外籍僧侣的话动中心，也是出译籍、出义理的主要基地。建康与中、南天竺、斯里兰卡和扶南等国的佛教联系，尤为密切。梁优优禅尼国月婆首那被任命京都“总知外国使命”，江南佛教同域外佛教的联系，也强化起来。　

求法运动

　　自朱士行取经于间，陆续西去取经求法和观赡圣迹的僧人不断，至于晋宋之际，掀起了一个高潮。慧叡游历诸国，曾达南天竺界，回国后，为谢灵运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使译经昭然可了。智猛与沙门15人，于姚秦弘始六年（404），西入流沙，经于阅过葱岭，至波仑国、罽宾、奇沙国，抵释迦牟尼的故乡迦维罗卫，求得《大泥洹》、《僧祗律》等梵本，424年，与昙纂发自天竺经高昌回归凉州译经，437年入蜀，曾造传记，述其所游。道泰受智猛影响，与师友29人，自高昌诣天竺。法勇（昙无竭）与僧猛等25人，于420年西向龟兹、沙勒，进入罽宾，渡辛头那提河入月氏，抵中天竺，后由南天竺经海路于广州登岸。他笃信观世音，译有《观世音受记经》，所历事迹，亦有记传。其他西游的知名僧人还有不少，最有代表性的，南方是法显、智严、宝云等，北方是宋云、惠生等。印度室利疫多王为安置日益增多的中国游僧，距那烂陀寺东40驿处，曾造蜜粟伽钵娜寺。

　　法显，平阳武阳人，年20受大戒。慨律藏不全，矢志寻求。晋隆安三年（399）年，与慧景等4人从秦部长安出发，经张掖遇智严、宝云等，一并西进。自敦煌渡流沙，经鄯善（新疆若羌），北上夷（新疆焉耆）转西南至于阗（新疆和田）、子合（新疆叶城）、于摩（新疆塔什库尔干），北折竭叉（新疆喀什），由此进逾葱岭，抵北天竺陀历国（今巴基斯坦北境）。

　　尔后，渡新头河（印度河）到乌苌国（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地区）、犍陀卫国（巴基斯坦喀布尔河下游）和弗楼沙国（白沙瓦），游历那竭国（阿富汗拉勒阿巴德）、罗夷国（巴基斯坦拉基）、跋那国（巴基斯坦中部之腊江腊尔）、毗荼国（巴基斯坦乌奇），进入中天竺境的摩头罗国（印度马上腊）。然后东南向僧伽施国（印度卡瑙季西北）、罽饶夷城（印度卡瑙季）、沙祗大国（印度瓦拉那西北）、拘萨罗国舍卫城（印度北方邦奥德境内）进发，到迦毗罗卫和拘夷那竭城（印度哥拉克普尔以东）、毗舍离国（印度木扎法普尔地区），南下摩揭提国巴连弗邑（即华氏城，印度巴特那）。法显在巴连弗邑留住3年（405—407），游王舍新城（印度比哈尔西南），登耆阇度瓦崛山，访伽耶城（印度加雅）。向西到过迦尸国波罗城（印腊纳西）、拘睒弥（印度阿拉哈巴德西南），最后沿恒河东下，经瞻波国（印度巴加尔普尔）到达海口多摩梨帝国（印度塔姆卢附近），居住2年（408—409），乘船到师子国（斯里兰卡）。法显在师子国住2年（410—411）后，搭商船归国，途经耶婆提国（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或谓爪哇），停5个月。

　　又搭商船向广州进发，后因风漂至晋境长广郡牢山（青岛崂山）登岸，时在东晋义熙八年（412）。次年，法显到达建康。

　　法显自长安399年出发，413年达建康，首尾合十五年，经历29国，第一次实录了自陆路游历印度，由斯里兰卡经南洋群岛航归的伟大旅行。他去国的目的，本为求取佛律，实际所述，是巡礼佛迹，参竭圣地。带回来的主要佛典，有得自师子国的《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有得自中大竺的《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杂阿毗昙心》、《方等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回国后，他住在建康道场寺，与宝云等共译出经律等6部63卷，其中《大般泥恒经》，开拓了中国佛教上的另一伟大思潮，波及至为深广。他撰述的《佛国记》，记录了他的行程和见闻，不但是了解 当时沿途佛教情况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当时一般史地和文化概貌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