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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急剧发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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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般涅槃经》、《华严经》、《胜鬘经》、《楞伽经》、《深密解脱经》等与《般若》经类迥异的大乘经典竞相译出,由此开辟了佛性论和唯识论这一新的佛学领域,成为南北朝以至隋唐的热门话题;同时,由南北二途分别传进了无着、世亲创始的瑜伽行学派的系列著作,如《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也影响几代佛学思潮。

  小乘经论的传译,日趋完备。作为小乘经典丛书的四《阿含》。自苻秦开译《增一阿含》以来,至南朝宋译出《杂阿含》,即全部完成。小乘不同部派的论著也大规模涌进来,一般称为“阿毗昙”,绝大多数属一切有部,如《杂阿毗昙心》、《阿毗昙婆沙》、《俱舍论》等,但也有属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属上座部的《解脱道论》和《那先比丘经》等。“阿毗昙”是采取论辩和解释名相的形式以发挥佛家思想的一种体裁,比起“经”的结构松散、语言模糊来说,体系严密,定义清晰,更易于吸引一类循文求义的知识僧侣。它的盛行,表现了人们探索外来佛教本意的兴趣在普遍加深。

  关于净土思想的佛经,既有重译,也有新译。其中《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观世音授记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无量寿佛经》等,影响较大。净土信仰到南北朝已经有了群众基础。密宗是唐代兴起的一个强大的佛教宗派,它的早期经典,自东晋就有译本流传,至此则显著增多,像《孔雀王陀罗尼经》、《八吉祥咒》、《七佛神咒》、《十一面观音咒》、《护法童子陀罗尼咒》等,大体可见,咒术渗入佛教早已形成专门经典,在南北朝占有相当的势力。

  佛教戒律在南北朝的译传异常集中,属于小乘的有萨婆多部(有部)的《十诵律》、昙无德(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弥沙塞律》)、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等:大乘戒律如《菩萨戒本》、《优婆塞戒经》等,也开始传进。戒律的流布,反映了僧侣成分日趋混杂,已经普遍感到必须用纪津进行整顿和约束的程度。

  此外,有关佛教逻辑的专著,包括大乘空有两宗,开始传进,如《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等。有关天竺佛教史料的译介也在加强,如《十八部论》、《部异执论》、《付法藏传》等;继鸠摩罗什的《马鸣传》、《龙树传》和《提婆传》外,还有《诃梨跋摩传》和《婆薮盘豆传》的译出。其它如数论师的名著《金七十论》,介绍天竺历法的《婆罗门天文》(已佚),介绍天竺多学科的《五明论》(已佚),也有所翻译。西游归来的僧侣竞相撰写旅途纪事,除法显的《佛国记》外,还有智猛的《游行外国传》、宝云的《外国传记》、昙无竭的《历国传记》、宋云的《家纪》、惠生的《行传》,以及《历国传》、《扶南记》等,反映了当时内地社会通过佛教的交往,产生了对外来文化和外在世界渴望了解的需要。

  晋宋之际和南北朝的译经事业,在南北不同的朝代和地区情况有所不同。按照地理分布,大致可分4个译经集团: 

凉州的昙无谶译经集团


  自竺法护之后,沿河西走廊建立的诸凉和西秦等国,译事从未中断。道安时列凉土异经59部,79卷,《开元录》著录的有西秦圣坚译15部24卷,前凉支施仑出4部6卷。相对来说,比较寥落。及至沮渠氏建立北凉(401—439),译事有较大的发展。在这个政权控制的38年中,有译者9人,所出佛典82部,311卷(包括新旧失译),是历史上河西地区译经的第二个高峰,此后再未复兴。

  北凉译事发达的原因,直接出于沮渠蒙逊政权的建立。401年,蒙逊据有张掖,412年占领姑臧,420年灭西凉(国都敦煌),完全开通了向西域的道路,为佛教向内地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蒙逊本人酷信妖言巫术,为了求得佛菩萨鬼神的祐护,也支持佛教的译经事业。其中的主要译者是昙无谶。

  昙无谶,原籍天竺,游历过罽宾、龟兹、鄯善等地,最后转至敦煌、姑臧。他自称能役神使鬼,左右灾异,咒龙禁雨,令妇人多子,并能“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为蒙逊所敬惮,在西域号称“大神咒师”。他所译佛籍,《祐录》列11部,104 卷,《开元录》刊定为19部,131卷。内容大略可分《涅槃》、《大集》、《菩萨戒》等三类。现存《大方等太集经》60卷,前30卷即是昙无谶译。其显著特点是强化鬼神系统和禁术咒语,把万物有灵和多神主义引进佛教。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域各族的土著信仰,也含有在汉地流行的十二生肖、二十八宿等传统的神话与迷信。《菩萨戒本》也很有特性,它一反小乘戒律动輙数百条的严苛琐细,而用“四波罗夷”法统摄之。中心有两条:第一,衡量佛徒的准则,不再看他是否犯有杀、盗、淫等实际罪行,而是决定于他是否有贪、瞋、悭等不端正的思想动机,第二,在思想动机中,最根本的戒条是对“大乘”要绝对忠诚,若有违背,罪等叛教:若勤于护持,就是履行“本戒”。因此,这种戒律以禁锢人的意识活动为基石,把宗派观念作为超乎社会和个人的一切利益和一切道德之上的至高原则。在佛学思想上影响重大的是《大般涅槃经》。法显译的《大般泥洹经》,承认有“佛性”的存在,使佛学从般若学的怀疑论中解放出来,但它否认“一阐提”可以成佛,仍然是一副枷锁。《大般涅槃经》把这一枷锁也解除了,认为不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而且人人皆能成佛。这一说法立刻风靡全国。《涅槃》在南北朝的流行程度,堪比《般若》之在魏晋,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僧侣不加研习的。由于此论对于佛性下过多种定义,以及由此引起的先天“佛性”与后天修持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热烈讨论的论题。

  时在凉州译经的还有浮陀跋摩等。他泽出的《阿毗昙毗婆沙》100卷,是有部前期的宏论巨著。参与译事的义学僧侣有慧嵩、道朗和道泰、道挺等300余人。 

南朝的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


  据《开 元录》,在南朝宋的近60年(420—479)中,共有译者22人,所出佛典(包括失译)465部,717卷,是南北朝诸国中成果最富的朝代。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卒,417年,刘裕攻入长安,聚集在罗什周围的知识僧侣先后南下,成为刘宋的佛教中坚。439年,北魏拓跋焘进军姑臧,掠虏僧侣,焚荡佛籍,使围绕在慧嵩、道朗周围的凉州僧众,除西行者外,也大都流入宋境。446年,拓跋焘下“灭佛法诏”,又迫使魏境沙门大批南逃。这样,散布于全国的义学僧侣,大都集中到江南一地,从而也带动了刘宋一代译经事业的蓬勃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