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以宗教的虔诚和热忱，与僧侣结伴，沿商旅路线西行东归，历尽艰辛险阻。同行的慧景死于小雪山，宝云等中途折返，道整留住中天竺，独法显一人完成了这一伟大壮举。追随法显足迹西行的智猛，本与沙门15人共往，行至葱岭，有9人退回，余人坚持前进，经波仑国（喀什米尔西北巴勒提斯坦）、罽宾入迦维罗卫国，转至华氏国，然后取经返国。时4人已在路上死亡，唯有智猛与昙纂还至凉上，前后经历21年（404—424）。在法显之后，像智猛一类的求法者，不绝于路，形成了一时的风尚。人的认识有参差，信仰有不同，但那种为了真理和事业，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勇猛向前，以至献身殉道的精神，始终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

　　过了约一个世纪，北魏神龟元年（518）11月冬，胡太后遣崇立（灵）寺比丘惠生与宋云等向西域求经。发自洛阳，出赤岭（青海西宁日月山），穿流沙，经吐谷浑（青海布哈河与都兰问）、鄯善、左末（新疆且末）、捍么（新疆于田）、于阗、朱驹波国（新疆叶城）、汉盤陀国（新疆塔什库尔干），进入葱岭之钵盂城，不可依山（克里克山口），至钵和国（阿富汗瓦汉），抵达嚈哒统治境，然后经波斯国（阿富汗泽巴克）、弥国（巴基斯坦马斯图季）、钵卢勒国（即智猛所至的波仑国），进入乌苌国和乾陀罗国。游历了这些地区的诸多佛迹，最西到达那迦罗诃国那竭城（阿富汗贾拉勒阿巴德）。宋云、惠生等在乌苌国住有两年，正光三年（522）回国。共历时4年，取回佛经170部。他们的西行，与法显、智猛等出自信仰，属个人行动者有所不同。他们是北魏派出的国家代表，同时负有宣扬国威和华夏文化的使命。出发时，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从于阗始，至乾陀罗，分别供养于路上所有的佛迹处，前后还为浮图施舍奴婢四人，可见此行规模之弘大。在乌苌国，宋云向国王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叙蓬莱山上的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又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国王遥心顶礼，认为魏境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他们在王城东南山行八日之如来苦行投身饿虎处，造浮图一所，并刻石铭颂魏功德。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和文化通过求法路线，自觉向西方传播的最明确的记录。　

西域地区佛教

　　沿河西走廊到葱岭，是我国西域地区，那里早就有佛教流行，至法显、宋云时依然炽盛。法显记，于阗几乎全民信佛，居家门前，皆建小塔，小者亦有3丈许，有僧数万人，多习大乘，受国家供养。全国有14大伽兰，最著名的是瞿摩帝寺，有大乘僧3千人。4月1日开始行像，国王徒跣持华香，翼从出城，迎拜佛像入市。门楼上夫人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行像到4月15结束，王及夫人始乃还官。民俗死后火葬，上起浮图，这是受佛教的影响。宋云亦记，城南15里大寺，住僧300人。但火化已限于民众，“王死不烧，置之棺中，送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这显然是儒家的俗习。

　　自东晋南北朝以来，先后往来于阗的西域高僧名家有鸠摩罗什、昙无谶、沮渠京声、佛陀斯那（佛大先）、求那跋陀罗等。有许多重要的汉译经典，原本来自这里，或产于此地，如《贤愚经》，就是北魏时赴西域求法的昙学、威德等路经于阗，在于阗大寺无遮大会听法后整理的记录，其它如《华严经》、《涅槃经·后分》、《大品般若》、《胜天王般若》，以及《大集经》的《月藏经》和《日藏经》等，也有证据说明是出自于阗者，于阅的佛教文化和佛教义学相当发展，以至能够成为吸引诸多名僧游学讲道之地。

　　法显所记子合国（新疆叶城）也是以大乘佛教为主的国家，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宋云等称子合国为朱驹波国，不立屠杀，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则与婆罗门同。到六世纪中后期，阇那崛多路经此地所见，彼王已纯信大乘，诸国名僧入其境者，小乘不留，摩诃衍人请停供养。王宫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大经，并诱导诸王子礼拜。城外内安置《大集》、《华严》、《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陀罗尼》、《华聚陀罗尼》、《都萨罗藏》、《摩诃般若》、《八部般若》、《大云经》等凡12部，国法相传，防护守视。这里的大乘佛教似乎带有国教的性质。

　　竭叉，即疏勒，佛教地位也很高，有僧千余，尽小乘学者。法显去时，正值国王作“般遮越师”大会，四方沙门云集，王及群臣如法供养，然后再以马匹珍宝等发愿布施；布施已，还从僧赎。据《日藏经》传说，于阗国本已荒芜，“今有三万大福德人，见于四谛，从沙勒国而往彼住”。如此，则疏勒曾向于阗大规模移民，并将早期佛教带进了于阗。唐译《华严经》将宋译《华严经》之“边夷国”改为疏勒国，谓其国牛头山，从久以来诸菩萨于中止住。这表明，疏勒佛教的业绩已得到后来于阗大乘的充分肯定，尽管它始终是小乘系统。

　　此外，法显所经的鄯善国（新疆若羌县），国王奉法，有僧4千余，悉属小乘。其国僧俗，尽行天竺法，出家人更习天竺语文。夷国（新疆焉耆）亦有僧4千余，皆小乘学，法则亦很整齐。

　　宋云、惠生沿新疆南路西行，那时的鄯善隶属吐谷浑，佛教情况不详。由此向西至左末城（新疆且末），佛教明显地具有内地风貌。“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这是公元382年，吕光出兵焉耆、龟兹所带大的影响。捍麽（新疆策勒似北）城南有大寺，住僧300余。有丈六金像一躯，面恒东立，不肯西顾，于阗王曾封400户供养。后人于此像周围造像塔数千，悬彩幡万计，其中属魏国者过半，时间在495—513年之间；最早的一幅，是姚兴时代（394—415）。宋云又传，汉盘陀国（新疆塔什库尔于）在久远以前，曾向乌苌国学婆罗门咒，咒龙悔过，开通商路，但当时的佛教情况，未作记录。

　　总的看来，葱岭自西向东，内地佛教和风习的痕迹越来越浓厚，到宋云经过时，天竺的影响已比法显时淡薄得多，开发中原文化向这一地区传播的，主要是后秦与北魏和北齐诸代。　

<3>佛经翻译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泽人与泽典最多的时期。据《开元录》记载，从南朝宋永福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三年（589），经南北8个朝代169年，共有译者67人，译籍750部，1750卷。这个译经高潮，实发端于姚秦鸠摩罗什译经集团（402—413），传译的中心，则向多方向发展，北方有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等；南方在建康之外，还有广州、豫草及沿江地区江陵、襄阳、庐山等。佛籍译介的范围，比任何时期都要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