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二十年预言唯见于敦煌本《坛经》，其原型则是神会自造的四十年预言。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至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忽告门徒曰：“吾当大行矣。”弟子僧法海问曰（曰字衍）和上曰：“以后有相承者否？有此衣，何故不传？”和上谓曰：“汝今莫问，以后难起极盛，我缘此袈裟，几失身命，汝欲得知时，我灭度后四十年外，竖立宗者即是。”（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110页）神会自以为是六祖嫡传，但却总是含糊其辞，不敢明说。“远法师问：‘能禅师已后，有传授人不？’答：‘有。’又问：‘传授者是谁？’和上答：‘已后应自知。’”（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30页，中华书局1996年7月第1版）然其云“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萬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杨曾文《神会和尚禅话录》28页）显然仍在强调代付一人的传统，明言六祖确有付嘱弟子，但又不直说是谁。而其更说“菩提达摩南宗一门，天下更无人解。若有解者，我终不说”，（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19页）这就是说自己独得南宗法要，为六祖之嫡传，禅门之七祖，自有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的责任。
  神会既暗示自己为传法弟子，又不敢公开说明，足表六祖在世时并未指定其为相承者，若六祖早己明言，神会又何必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由此也可推知四十年预言实是神会自作，若果出自六祖，其灭度四十年外当为天宝十二载（753），而其时神会被诬聚众，贬至弋阳，如何“竖立宗旨”？若神会之言为实，六祖其非妄语！神会滑台竖立宗旨明明在六祖卒后二十年，恐遭时人讥议，故意又推后二十年，足见其心虚。神会后人曲承其旨，将四十年改为二十年，又添枝加叶，更显其伪。如云所谓“邪法缭乱，惑我宗旨”，神秀及其门下所传虽与六祖所示有别，但仍是五祖所授之正法，安得谓之“邪法”！若云“邪法缭乱”，则六祖在世时北宗已经鼎盛一时，声势极大，其时六祖何不令人鸣鼓而攻之，却待二十年后神会之孤军奋战。若六祖实有此预言，神会门下又安敢加以改易，改四十年为二十年！实由当时神会本欲借此自高身价，又不敢公然道明，其门下知其心曲，特意改成二十年悬记，又伪作“大庾岭上，以网捕之”之说，以造成六祖当时便有意以神会为继承人的假像，可惜如此一改，颇有欲盖弥彰之嫌。试问神会可信，还是其后人可信，若神会可信，则其后人作假，若其后人可信，则神会妄语，自相矛盾，皆不足取。
  宗宝本《坛经》记载六祖先天二年七月唤大众告别，欲归新州，“法海等闻，悉皆涕泣，唯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曹溪原本、敦煌本亦载此段，文字微有不同。似乎此乃诸本《坛经》皆载之定论，亦颇有学者以此为神会独得真传之证据。然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云六祖“至景云二年，忽命弟子玄楷、智本，遣于新州龙山故宅，建塔一所，至先天元年九月，从曹溪归至新州”，（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110页）而诸本《坛经》皆云六祖于先天二年（713）七月与众告别，并赞神会得善不善等。试想既然神会先天元年（712）九月即从六祖归新州，又何来先天二年（713）七月告别之事？若云神会之说有误，六祖实于先天二年七月才归新州，那么既然神会其时有“神情不动”之异举，又如何妄称六祖先天元年九月已归新州呢？由此可知神会得善不善等之说纯属后人的编造，其说恰与神会自作六祖之传相矛盾，足见其伪。
  神会云景云二年（711）造塔，先天元年九月归新州，唯《历代法宝记》从其说，而他书皆云先天元年造塔，先天二年七月告别，未知孰是。《曹溪大师别传》兼采二说，一边说“大师在日，景云二年，先于曹溪（当为新州）造龛塔”，且言“延和元年，大师归新州”，同乎神会，一边又说“后先天二年七月，廊宇犹未毕功，催令早了，吾当行矣”，又同乎《坛经》。关于造塔及归新州的时间并无作伪的必要，二说无论孰非，都是无心之误。按说神会为六祖直传弟子，其说理当可信。然若依神会之说，则诸本《坛经》、《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尽成误传。若神会之说为真，那么《坛经》所载六祖先天二年七月一日及八日所示法语岂非全属乌有！敦煌本《坛经》经过神会门下改订，若神会之说可信，则何不加以订正，尽除先天二年七月告别诸段呢？且《坛经》所记乃六祖大段法语，若非造作，实不易乖误。而神会记事甚简，唯言其时，易生差错。若《坛经》所记果系造作，这种编造又有何意义呢？莫非是神会门下为证明其独得善不善等而创设的又一故事么？若果如此，其说见于敦煌本等诸本《坛经》，必然出现很早，其作者对神会之说不会一无所知，又何必与其说相矛盾呢？
  因此更有可能是神会之说有误，《坛经》所记为真。若神会之说不实，其缘由何在？是由记忆有误，还是别有他因呢？神会因崇远法师之问而有是语，以其聪明神悟，料想在这一重要事件上不会出现记忆的错误。察其所由，实因神会本人未曾亲历，只是误听传闻而已。僧传云其“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表明他未必留至六祖去世。也许他就在景云元年（710）时离开曹溪，游历名山，以广见闻，是以对其后之事知之不多一，故而其言建塔之时与他书不同。他此次出游，大概只在南方一带（北方早时已经游历），待闻六祖去世，便赶回奔丧，于记六祖灭度归葬时日之时，痛断肝肠，心中恍惚，故不遑多问，其间偶闻旁人误传景云二年（711）玄楷、智本建塔及先天二年九月六祖归新州之事，未加细思便记下来，致有此误。神会二至曹溪究竟呆了几年难下定论，然据其语录，他曾在与远法师辩论时举普寂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至曹溪偷传法袈裟之事，（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32、33页）其描述颇为生动具体，当是神会亲历。神会曾为北宗弟子，又在西京受戒，可能与广济当年已经认识，其述此事时广济及在场的惠远、玄悟等大概都尚在世，若非实有其事，神会又安敢指名道姓地加以指责。由此亦可知神会当时尚在曹溪。神会既然误记景云二年（711）六祖令弟子造塔事，可见其时他已离开曹溪，不得其情。因而最有可能的是景云元年（710）神会离开曹溪。
  神会二离曹溪，一方面又是受命于六祖。《坛经》载六祖晚年教示十弟子，授以三科法门、三十六对，教其说法不失本宗，莫离自性，并言“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神会列名十弟子中。十弟子中，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等在敦煌本教示机缘部分等处可见，在曹溪原本中又有智通，志通，志澈参问事迹，只有法珍，法如唯见此处，因此学者于此每有误解，以为此十弟子是六祖当时认可的十大弟子，如五祖所言十大弟子一样。究其实际，《坛经》编入弟子参问，意在显师之教法，非为示弟子之高明，不能说有谁的名字谁就重要。从思想境界及后来贡献来看，十弟子中大多数在六祖门下只能算是二流角色。六祖深知诸人根底，故仅许之为一方师，且授以较为简单易记而又是重要的常识的三科法门、三十六对，令其不失本宗。三科法门本为佛教常识，然六祖贯之以自性起用，就与寻常所说有所不同了。三十六对则属六祖的创造，包容了外境无情、法相语言、自性起用一切诸法，可以之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三科法门为修道者自修自悟之用，三十六对则为对人说法之用，知此二者，就可自利利他、分化一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