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可知三十七岁剃度说实难成立，应以三十九岁仪凤元年说为正。由此上推，可知二十二岁说之不确。二十四岁说出自法海《略序》，且与神秀“涕辞而去”之时相合，正应呈偈比试之说，并有六祖坠腰石“龙朔元年卢居士志”之题字为证，亦与十六载说及仪凤元年说相应。二十二岁说无有旁证，且与呈偈比试时间相左，而此事载于《坛经》，为六祖一门所公认。若六祖二十二岁之时已然得法而去，五祖又如何在龙朔元年初有“东山之法，尽在秀矣”之言，且“命之洗足，引之并坐”，隐然有付法之意，而神秀终“涕辞而去”，显然并未得法，若非其年法始授能，此事又如何解释？
  由此下推，亦可知四十年弘法说并无根据。六祖与神秀皆于五祖卒后始出开法，神秀“仪凤中，始隶玉泉”，（张说《大通禅师碑》）惠能亦于其年之初始出，遇印宗而开法。综上所述，可知神会对于六祖生平史事知之不多，时出异说，若其果为六祖嫡传，怎会有如此之误？神会其生也晚，在六祖门下未久，对其史事所知不确亦不足为奇，奈何神会及其门下非要以嫡派自居，强不知以为知，就不能不出笑话了。
  神会北上攻击北宗，原有所由。六祖灭度时颇多瑞相，弟子韶州刺史韦琚表奏朝廷，有敕立碑纪事。然韦琚在碑中不惟言及瑞相，亦述六代传承及传袈裟所由，公然以惠能为六祖。然宗密谓“据碑文中所叙，荷泽亲承付嘱”（《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亦不可能，神会只是说碑文述及六代传承，并未说第七代，由于韦琚碑文后世不存，宗密才敢如此造论。亦有可能韦琚碑文中述及六祖诸大弟子，其中有神会的名字。神秀一门其时气焰熏天，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便劾奏韦琚妄改旨意，私述传承，于是开元七年（719）有诏磨去原文，“略除六代师资相授及传袈裟所由”，（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103页，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1版）重刻碑文。神会认为这是南宗的奇耻大辱，于是锐意北上，以图报复。开元八年（720）居南阳，后请王维作《六祖能禅师碑铭》，文中有“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之句，足见其作于神会微时。
  神会又于开元二十年（732）前后在滑台大云寺与崇远法师辩论，力斥北宗“传承是傍，法门是渐”。神会于北宗门下浸润已久，故对其弱点早己根悉，一举击中其要害。然他又在辩论中多次暗示自己为六祖付嘱者，不能不引起对其动机的怀疑。神会在北宗门下的时间远较其在南宗门下为久，但神秀四大弟子特别是普寂、义福早有定评，他在北宗门下无论如何也排不到大弟子的行列，更何况其往来南北之间，不为北宗所承认呢。他在南宗门下用功颇勤，很受六祖赏识，得以列名诸大弟子之中，但六祖置衣不传，未尝指定七代传人，且以神会之资历境界，又安敢在南方公然自承为付嘱弟子，凌驾法海、玄觉、玄策等诸人之上！北方道俗对南宗详情并不了解，对神会在南宗的地位更不知情，神会打着为惠能争六祖的旗号，顺理成章地被门下及北方道俗推上七祖的宝座，而其代价则是挑起了南北两宗的争斗，损害了北宗的威信，这恐怕未必符合六祖之意。赞宁谓之“禀祖法则有余，行化行则不足”，对其“固己而损法”、自赞而毁他之行颇有微辞，就连南宗同门，也无人以其扫荡北宗为奇功，倒是千载之下有一胡适之为其打抱不平，若逝者有知，自会感激于地下。
  神会自承为六祖嫡传、禅门正统，故与崇远法师辩论时有问必答，神采飞扬。偏偏崇远问到达摩以前传承，神会若是老实，回答不知即可，可他偏又不肯被问住，又造出了一个荒唐的西国八代说。此说并非始自神会，《法如禅师行状》及《传法宝纪》皆引《禅经序》说明西方传承，可见此说为北宗所创，与南宗无涉。然法如一系是引慧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来说明西土传承的，如《传法宝纪》云：“昔庐山远上人《禅经序》云：佛付阿难，阿难传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则知尔后不坠于地，存乎其人，至矣。……其有发迹天竺，来到此土者，其菩提达摩欤！”（杜朏《传法宝纪》，引自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162、1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此说述及禅门传承时，似强调如来直传阿难，将大迦叶置于一边，这也许是佛陀跋陀罗出自旁枝，其传不确，也许是由其心存偏爱，特重阿难。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大跋陀罗师宗相承略传》亦以阿难为第一代，（大正藏55册89页下、90页上）足见此说确实来自佛陀跋陀罗，非是远公误传。此说唯言禅宗西土上代自有传承，前几代祖师为阿难、末田地（末田地实非阿难弟子，亦不应列入付法传承，参见徐文明《末田地与付法传承》，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4月版。）、舍那婆斯、优波崛等，并称菩提达摩即与佛大先共传禅经的达磨多罗得乎其传，发迹天竺，而至中土，然未曾明言他在西土传承中为第几代，是故其说虽简，却无大误。神会亦引禅经序作答，所引则是《达磨多罗禅经》原《序》，即此经编著者富若罗（般若多罗）所作之序，其云：“佛灭度后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难，尊者舍那婆斯，尊者优波崛，尊者婆须蜜，尊者僧伽罗叉，尊者达磨多罗，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我今如其所闻而说是义。”（大正藏15册301页下）此段说得很明白，这一传承首先是指本禅经（“是慧灯”）的传承，是故末田地、僧伽罗叉、达磨多罗等虽非二十八祖中人，亦因传授此经而得以列名定传承之中；其次，此经传授已经八百多年，传者非止十数，此间唯述前几代及其中最著者，而编者之前的最后一代宗师为不若蜜多罗，故云“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罗。不若蜜多罗即富若蜜罗，又名不如蜜多，为禅宗二十六祖，般若多罗（富若罗）之师。序中达磨多罗为僧伽罗叉之后、不如蜜多之前的祖师，可能是指师子比丘之大弟子达磨达（达磨多罗），与般若多罗之弟子、佛大先之师弟的达磨多罗（菩提达摩）隔了数代，并非一人（请参见笔者博士论文《中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二节，法藏文库硕士、博士论文集第六卷，佛光出版社2001年1月版，以及拙作《菩提达摩考》，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94年1、2期合刊）。
  据《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远法师问：‘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菩提达摩西国复承谁后？又经几代？’答：‘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僧伽罗叉承须婆蜜，须婆蜜承优婆崛，优婆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难，阿难承迦叶，迦叶承如来付。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西国有般若蜜多罗承菩提达摩后，唐国有惠可禅师承后。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有十四代。’远法师问：‘据何知菩提达摩在西国为第八代？’答：‘据《禅经序》中，具明西国代数。又可禅师亲于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西国相承者，答一如《禅经序》所说。’”（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33、34页）由此看来，神会是被动地应付崇远之问，不得不强为之说。神会之答一如《禅经序》，只是将婆须蜜误倒为须婆蜜，但他并不理解这一传承的真正意义，以略言为实数，故将达磨多罗作为第八代。更为严重的是，神会只知菩提达摩就是达磨多罗，不知其乃远公序中所言与佛大先为同学的达磨多罗，而非经文本序中所述的不若蜜多罗之前的达磨多罗，从而闹出了“西国有般若蜜多罗承菩提达摩后”的大笑话，让二十六祖当了二十八祖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