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会显然是亲闻德音且奉行不改的。时六祖教之：“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真法师问：‘云何是常义？’答：‘无常是常义。’”（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63、64页）“庐山法师问：‘何者是中道义？’答曰：‘边义即是。’”（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66页）“齐寺主问曰：‘云何是大乘？’答曰：‘小乘是。’”（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89页）由此三例，可知神会确实得闻三科法门、三十六对之法，其时可能就在景云元年（710）。神会闻教之后，就依命辞别六祖，分化一方，并未滞留至六祖卒时，实践了他不滞留的主张。

三、  妄称七祖，谬言八代

  六祖本人确立了神会在其门下的地位，即为有资格分化一方的得法弟子之一。神会在六祖门下年纪最轻，从学时短，故资历最浅，通过不懈的努力、艰苦的磨练，终于赢得了传法弟子的资格，得以与法海等大弟子并列，实非容易，但神会及其后人对此似乎尚不满意，非要作六祖的嫡传弟子，禅宗七祖。六祖门下人才济济，龙象辈出，群星灿烂，难分轩轾，是以六祖赞之“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并依达摩遗命，不付其衣，可见所付嘱者，原非一人，嗣其法者，四十三士。法海等人谨尊师命，共传大法，不争祖位，唯神会一门，纷争不已，竟借助朝廷之力而立七祖之号。神秀不争六祖之位，神会既讥其门下妄称六代，又缘何腆然以七祖自居！
  神会门下妄推其为七祖，见诸史传，不容抹杀。时在京洛一带，神会便被视为六祖嫡传，原由其地只知神会，不知尚有玄觉、怀让等。《别传》乃杂凑曹溪令韬、荷泽神会两系传说而成，非是取自一家，其中神会夜受付嘱前文已辨其伪。王维直称“弟子曰神会，……谓余知道，以颂见托”，是说六祖弟子神会托己为六祖作碑铭，并无以神会为六祖嫡传弟子之意。学者受欺于神会及其后人，只知道普寂妄称七代，不解神会窃名七祖，何厚此而薄彼！
  神会不仅不是六祖指定的嫡传弟子，而且其一生功过相当，对南宗来说，未必是真正的大功臣，更遑论建立者云云。神会之过，一是由于其无知或误解，搅乱了六祖的历史。神会至六祖晚年才再至曹溪，前后两次居留时间亦不过数载，故其对六祖身世及法要知之不多，多据传闻而漫云，使后世莫衷一是。如六祖至黄梅时间，法海《略序》云是龙朔元年（661）二十四岁，此说本来无误，神会却含糊不明，兼述两三种传闻，造成多种歧见。王维受神会之托为六祖作碑铭，遇事多以某某带过，虽或碑铭之惯例，亦因神会之不明，其中唯一的确定时间，是说六祖隐居“积十六载”。六祖仪凤元年（676）遇印宗而剃度之事未有异说，既隐居十六载，则其至黄梅时必为龙朔元年（661）二十四岁。显见十六载是神会听到的一个传说，而他本人对此则不敢确定，又称六祖二十二岁至黄梅，可见是依据他听到的又一传闻。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并不兼容，《历代法宝记》为维护二十二岁说，改称六祖“十七年在俗”，（大正藏51册183页下）十七年后才行剃度。宗密却不明就里，一方面坚持二十二岁说，一方面又说“得来十六年，竟未开法”（《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自相矛盾，师徒一样胡涂。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还指出：“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而谓之曰：‘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临终”与“吾且死矣”联系起来，很容易使人产生临终付法的错觉。对此笔者在硕士论文（徐文明《六祖惠能的生平和思想》，法藏文库硕士、博士论文集第二卷，佛光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中已然详加辨析，释“临终”为“临行”，意即临于五祖传法六祖一事之终，近六祖辞别五祖之行，且言“吾且死矣”乃五祖之感叹，非实将死，窃谓如此解释，方合王维之原意。试想王维果以为临终付法，则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如何相应！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虽有参差，亦是稍有不同，若不细算，尚可马虎过关。而此二说与临终付法则有如冰炭，六祖二十二岁（659）距五祖灭度尚有十几年，如何融通？若谓五祖灭度后六祖又隐遁了十六载，则其弘法之时不过二十五年，与“往来四十年”说如何相应！料想神会尚不会胡涂到把完全不可能兼容的传说硬凑到一块的程度。
  许多人都对王维之说产生了误解，导致了后世咸亨年间六祖到黄梅的种种异说。《别传》一云六祖三十四岁（咸亨二年671），一云咸亨五年（674），并将二者误作一时。《祖堂集》云是咸亨四年（673），契嵩云是咸亨年间，《宋高僧传》亦云是咸亨中。其来源都一样，都是出于对王维《碑铭》的误解，但这与王维叙事不明、神会介绍不清亦有关系，不能说责任全在后人。
还有一种可能，即神会本人坚持的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并不矛盾，只是将六祖遇印宗法师的时间定为上元元年（674），比通常的仪凤元年（676）提前了两年。如此则六祖显庆四年（659）至黄梅，其后隐居十六载，至上元元年（674）遇印宗法师而剃度，并于其年开法，至其灭度时（713）正为四十年，与“往来四十年”说相应。神会谓五祖上元（元）年二月十一日灭度，又据《宋高僧传》惠能本传，“上元中，正演畅宗风，惨然不悦，大众问曰：‘胡无情绪耶？’曰：‘迁流不息，生灭无常，吾师今归寂矣’”。僧传云六祖于上元元年（674）五祖灭度时已然开法，此说显然来自神会一系。
  如此则神会之说并不自相矛盾，然则六祖至黄梅、剃度、开法时间皆与他书有异，其中是非，不可不辨。六祖一生经历颇多异说，但有三个时间是确定且得到公认的，即其生卒年代及遇印宗而剃度的时间。诸书皆云六祖仪凤元年（676）三十九岁时遇印宗法师，唯神会一系独持异说，而又含糊其辞。究其实情，亦非有意别创新说，只是由于一方面企图坚持二十二岁说，一方面又不愿改变公认的十六载隐居说，为此只好将六祖剃度时间提前两年，同时自然也将开法时间提前两年。《历代法宝记》将二十二岁说与仪凤元年剃度说协调起来，有意将隐居时间改为十七年，然又云“能禅师至韶州曹溪，四十余年开化”，（大正藏51册182页中、下）就不免自相矛盾了，因为不论是按仪凤元年还是上元二年（675隐居十七载）开法，都不足四十年，何言四十余年？宗密发现了这一问题，又恢复十六年说，但却同样无法避免与公认的仪凤元年说相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僧传》在六祖剃度时间上全依神会，认为六祖得遇印宗之时在五祖灭度之前，故有开法时“惨然不悦”之事。然如此一来，反而暴露了神会之说的荒谬。据《宋高僧传》本传，印宗“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扬道化。上元中，敕入大敬爱寺居，辞不赴，请于东山忍大师谘受禅法。复于番禺遇慧能禅师”。印宗上元元年（674）不受诏命，却请至东山从学于五祖，五祖于其年二月十一日（据神会说）灭度，京师距蕲春迢迢千里，非旬日所能及，故其奉诏只能在其年元月，尔后上表急辞，匆赴东山，方得以礼拜五祖，不日即又辞别，赶至南海以待惠能。又据六祖本传，六祖在五祖灭度之前已然得遇印宗，并经剃度，二月十一日时已经在法性寺开法了。如此则印宗必须在四十余日内完成奉诏、表辞、至黄梅受教、辞行到南海讲经、为惠能剃度、助其开法等活动，才能使神会系六祖三十七岁上元元年剃度说得以成立。自京师经黄梅至南海，单是行程，四十余日犹嫌不足，若非印宗示现神通，行千里于刹那，令光阴之暂止，焉能如是？僧传但记其事，不述其异，岂非怪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