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　一

　　一、引论 
　　
　　佛教于何时何地传入中国，已难稽考。一般认为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为佛教初传的年代，而且是经由西域诸国从陆路传入的。例如，日本佛教史学者冢本善隆说：东西交通的开始，使佛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成为可能。追求利润的西方商人和随着佛教热而勃兴的佛教文化沿着已开辟的丝绸之路，从12世纪开始渐次地不断地流入甘肃陕西、河南。白鸟库吉说：“佛教究竟何时何地传入中国？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建立白马寺或稍前楚王英信仰佛教，即后汉初佛教传入中国无疑。……其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的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汤用彤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佛教不是经由中亚从陆上传来，而是由南海从海上传来的。例如，镰田茂雄说：“从来认为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中国是最古的经路，若孔望山的石刻像（详见后述）确实是佛教像，而且是后汉的东西，则佛教早就经由南海传播到东海沿岸地方，南海航路相当早就发达了，佛教也是通过这条路传到中国东海岸的。”
　　
　　季羡林最早提出了佛教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见解，但从海上还是陆上传入未加肯定。他说：“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而且据我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从陆路来的。”吴焯与季羡林的见解一致，认为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较内地为晚，即佛教先入内地，然后传入西域。但他认为：“印度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最早亦当在桓帝末世，此时中原地区已流行佛教，并有译经的胡僧，则海路迟于陆路，固不待言。”
　　
　　与上述看法相反，我们认为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比陆路早，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淮。过去我们一直被佛教西域传入的成说所束缚，一谈到佛教传入，总以为是遵循陆路从西域传入，事实上佛教由陆路从西域传来的可信史料相当晚。沙畹（E. Chavannes）说：“四世纪之末年，佛教自犍驮罗传播于东土耳其斯坦，经唐古特人（指351年建都长安的前秦－－引者）之媒介，传播于中国北部，又东渐至高丽。”若按这种说法，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未免太迟，因为后汉桓、灵两帝以来始有佛教传入的可信记载是事实，正如道安所说，佛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故佛教从西域传来不早于后汉末年，至晋代方始兴盛起来。历来关于佛教初传中国的传说，都是由于佛教与道教对抗，互竞兴教的先后，便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都是出于虚构臆测，不足信。 

　　梁启超佛教史造诣很深，他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说：“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然而1000多年来史家沿袭成说，佛教从西域传入已成定论，要扭转这种成说实在不易。梁启超的海上始入说一提出，便遭到汤用彤的否定：“梁任公谓汉代佛法传入，光由海道，似不可信也。……（楚王）英之信佛，非即可证明自海道移植。……其所推论，按之事实，失之远矣！”
　　
　　要想改变成说固然不容易，但只要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恢复历史真面目，都应予赞同。我们认为，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汉书·地理志》就明确记载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印度使者来华，佛教会不会随之传入，这当然是个问题。不过古代外国人来中国朝贡者，其本身往往就是商人。汉武帝以来中印贸易已开是可以肯定的，而佛教与商人早就结下因缘。根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佛，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物的是两个商人。可以说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借着商人传到国外，如后汉末年的安息商人安玄和东晋时的印度商人、居士竺难提（Nandi）都是著名的译经家。所以中印海上贸易，必然促进佛教向中国传播；同时佛教传入南方，也必然导致南方文化的发达。 
 
二、丝绸之路与佛教东渐 
　　
　　（一）陆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206年汉朝成立，中国统一。不到百年，国家取得显著发展，四方疆域扩展，尤其西部边境形势大为改观。过去由北方诸民族隔绝的东土耳其斯坦完全归于汉朝经营之下，茫茫沙漠地带也随着汉朝在军事政治上的胜利而成为商人和使者的通道。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说：这个地带（后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塞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但后来《汉书》又破例，把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和葱岭以西的锡尔（Syr）河、阿姆（Amu）河流域一带的国家也记入《西域传》。当时世界的交通网，以包括阿富汗、前苏联中亚地区、中国新疆的中亚为轴心，向东西伸展，形成一大国际市场。在这个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丝绸是最大宗的贸易品，深受西方各国的欢迎，当时罗马的贵族已作为丝绸的消费者而闻名。 
　　
　　然而罗马贵族所穿的丝绸全为安息（波斯）人所垄断。安息商人为获厚利，到印度西北部的罽宾国，越葱岭到中国。罽宾国在张骞通西域时还不被所知，至汉武帝末年方始出现，罽宾与中国的交通一直持续到王莽时代。这条道路的路程是：“罽宾（Kashmir，今克什米尔）→陀历（Darel，今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Chitral）之南）→悬度山（从塔什库尔干南下至喀布尔河流域的交通要地）→难兜（Gilgit，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吉尔吉特）→竭叉（Tashkurghan，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莎车（Yarkand，今新疆莎车县）→皮山（Guma，今新疆皮山县）→于阗（Khotan，今和田）→且末（Cherchen，今且末县）→楼兰（Lopnor，罗布泊）→敦煌→肃州→甘州→长安。”这条道路也叫“罽宾·乌弋山离（相当于阿富汗东南部）道”，不仅汉代，后世也被利用，入竺求法的诸高僧，大多遵循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