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两书的记载来看，休屠王的金人是天神，而决不是佛像。再从印度佛教史来看，公元前印度佛教界尚未塑造佛像，只以法车仑、菩提树和狮子座、莲华座等来象征和尊敬佛，或者以佛遗物（钵等），特别是收藏佛骨的覆钵形的塔来表现对佛的怀念尊敬之情。所以霍去病获得金人的时候，即公元前121年以前，印度还没有制作过佛像；一直到后来犍驮罗美术时期，即2世纪大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代，以印度西北部说一切有部派为中心的小乘佛教才制作佛像。因此，汉武帝时决不会有佛像传到西域，而且匈奴也不信佛教。 
　　
　　3．张骞闻教说。《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查阅《史记》和《汉书》，两书都未曾记述张骞谈到过佛教，只有《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身毒国记述如下：“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小，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后汉书》的记载只谈到天竺流行佛教，没有提到张骞知道佛教。《后汉书·西域传》又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西域，而两汉方志莫有称矣。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由此可知，《魏书·释老志》中的“始闻有浮屠之教”这句话不是张骞所说，乃是作者魏收根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修浮图道”而增添的。后来唐代道宣在《广弘明集》中对魏收谈到身毒国有佛教的一段文章再次窜改。这样，《广弘明集》卷二所引《释老志》的这一段文章便变成：“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天竺国有浮屠之教。”这里张骞作为使节去大夏，回来说天竺国有佛教，显然这表明魏收及道宣窜改史实，或者是后世佛教徒为使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尽量提早才伪造这样的记事。 
　　
　　4．伊存口授经说。《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关于博士弟子景卢（或秦景宪、秦景等）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的记载，除上述《魏略·西戎传》外，还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一般认为这是佛教最初传入的最早记录。如汤用彤说：“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其可无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 

　　我们认为，中国佛教始自前汉末年的推测大致无误，但它是由海路传来的，不是从大月氏由陆路传入的，因为公元前后大月氏还没有信仰佛教。 
　　
　　张骞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到大月氏时，大月氏还是五部翎侯统治时代，那时还没有信佛。张骞在大月氏一年多时间，若大月氏有佛教流传，他不会不记。至百余年后的一世纪初（25－40年）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1）统一大月氏，建立贵霜帝国。他所铸造的货币上有佛像，但他的继承者阎膏珍（Vima Kadphises）的货币上却没有佛像，只有湿婆像，可见阎膏珍不信佛。近年来在阿富汗靠近前苏联的西伯尔罕地区发掘了一处贵霜早期墓葬（约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出土了大量附葬品，但没有一件纯粹的佛教艺术品，却有不少希腊神像，这些神像如带翅膀的阿芙罗底德的额上有类似佛像眉间白毫的标记，这说明佛教在这个地区远远还未明朗化和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很难想象这时的大月氏会把正统的佛教传给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甚至中国［②ｇ］。大月氏真正信佛是在贵霜帝国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Kanishka，一世纪末或120－160年）统治时代。可见公元前2年时，中国不可能从大月氏的使者那里接受佛教。 
　　
　　5．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据说后汉明帝（58－75年）梦见金人，派遣使者到西域去求法，这是向来被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关于这个传说，前辈学者作过种种考证，一般都认为是伪造。 
　　
　　记述这个传说的文献很多，有《后汉纪》、《后汉书》、《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吴书》（《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中所引）、《化胡经》（《广弘明集》卷九所引）、《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冥祥记》、《梁高僧传》、《汉法内传》、《出三藏记集》、《魏书·释老志》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献以及唐代的《佛祖统记》。其中《后汉纪》和《后汉书》的记载，可以认为是明帝感梦求法说的原始资料，其他都是后代添加和修饰过的。袁宏《后汉纪》记载：“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若将以上两个记载加以比较，则《后汉纪》的记述形式最朴素，《后汉书》是根据《后汉纪》略加润色，但《后汉书》一开头就说明这个记载是根据广泛流传的“世传”，可见范晔（398－445年）时代就认为是传说了。 
　　
　　其后，故事越来越详。《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记下了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人的名字，以及增添了在大月氏国抄写《四十二章经》的记事。此外，《水经注》、《老子化胡经》、《洛阳伽蓝记》等所记载的，都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说进一步发展时增添的。再至后代，南齐王琰《冥祥记》首次出现迦叶摩腾传说的资料，后由《梁高僧传》完成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一起登场翻译《四十二章经》等的资料。《梁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汉法内传》、《魏书·释老志》等又增加了白马驮经建立白马寺的故事，完成了汉明帝感梦求法说的整个记事，即佛、法、僧同时传入。故《汉法内传》说，此为汉地三宝（佛、法、僧）之初。这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说后世大行于佛教界的原因。 
四、佛教海上初输入说 
　　
　　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建武十七年（41年），汉光武帝子、明帝异母弟刘英被封为楚王，二十八年（52年）赴楚国就任。他“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明帝下诏说，天下凡死罪者，缴纳缣（生绢）便能赎罪。当时楚王英或因在其封国内某些行为不检点，便派遣郎中令奉献黄缣、白绢（熟绢）三十匹，向明帝谢罪。明帝被楚王英的忠心所感动，认为楚王英的这种态度是基于佛教信仰，便下诏给楚王英，将赎罪的缣赐给伊蒲塞（upasaka，即居士）和桑门（Sramana，即沙门）。其诏书如下：“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