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朝方面来看，汉初虽然是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到武帝时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工商业也发达起来，特别丝织业繁荣，必须外销。但中国西部，匈奴势力强大，不仅阻拦道路，还经常扰乱边境，成为汉朝大患。因此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打算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尽管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效果，但打开了东西交通的大门，意义重大。其后武帝从公元前129年起，三次派兵讨伐匈奴，把匈奴追逐到漠北。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先后在陇西地方设置河西、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为统辖西域内属的36国，设置使者、校尉（宣帝时改为都护），保证了商路畅通。 
　　
　　 关于当时东西交通，《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两大干线：“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师古注：循河也）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愈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上文说明，从汉朝赴西域有两条道路，即从敦煌出玉门、阳关，在盐泽（罗布泊）之北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鄯善，至莎车，越葱岭，到大月氏及安息。南道是赴印度的干线，其中还有一条捷径，即不经莎车，而在莎车东南的皮山折向西南。《后汉书·西域传》德若国条说：“自皮山西南经乌罽，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叙利亚）。”从乌弋山离国至条支的道路，由后汉时派往大秦国的甘英勘踏了。这条赴印度的捷径，就是前述的“罽宾·乌弋山离道”。玄阇是遵循南道回国的，法显、昙无竭（法勇）、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僧也是由南道赴印度的，还有六世纪中叶致力于译经事业的醘那崛多（Jnagupta）也是遵循南道从犍驮罗来到中国的。 
　　
　　北道是从楼兰北上至伊吾（哈密Hami），由此西行到高昌（吐鲁番Turfan），经天山山脉南麓，至龟兹（Kucha），最后到达疏勒（喀什噶尔Kashgar）。从疏勒西越葱岭，到大宛（Farghana，前苏联中亚的费尔干纳地方），若向西南行，可达阇宾。这条北道是通过天山山脉南麓的，所以也叫天山南路。鸠摩罗什（Kumarajiva）往来中印时都是遵循北道。达摩芨多（Dharmagupta）也是从北道来到中国的，玄醘曾于中途通过北道，由此道越过天山山脉而到所谓天山北路。 
　　
　　此外，还有从北道的焉耆（Karashahr）南下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至于阗的道路，法显通过这条道路。除上述高僧外，后汉时高僧支娄迦忏（Lokakasin），三国时的康僧铠（Samghavarman）、昙柯迦罗（Dhyarmakara）和昙谛（Dharmasatya）等，都是遵循南北两道相继来到洛阳译经的。上述赴印陆路的交通要地是于阗、龟兹和葱岭以西的犍驮罗三个地方，即所谓阇宾三国，是赴印求法必经之地。 
　　
　　如上所述，从中国经西域到中亚，甚至到印度或地中海的陆路，自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成为东西交通要道，贸易旅游频繁。因为这条路上所运输的主要贸易品是丝绸，德国李希多芬（F. Von Richithofen，1833－1905）就把它称作“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 
　　
　　（二）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不仅受罗马贵族的欢迎，而且一般市民也普遍着用。由于罗马帝国需要大量进口丝绸，当然对安息（波斯）商人垄断丝绸贸易大为不满，打算另辟道路直接从中国进口丝绸。同时罗马人对中国南方产的珍珠、珊瑚、琥珀、象牙、犀角、玳瑁、药品、香料等的兴趣也不亚于丝绸，但中世纪后这些产品的贸易却被东方人垄断。 

　　公元前29年，罗马初代皇帝奥古斯都（Octavianus，前63－后14年）被元老院和民会授予西班牙、加利亚（欧洲西部凯尔特族居住的地方）、叙利亚和埃及的十年军队指挥权，开始了罗马帝政时代。奥古斯都继承了凯撒（Caesar）的事业，控制了面临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叙利亚，使东西方直接贸易成为可能。现在罗马人必须逾越两大障碍－－叙利亚方面的安息人和红海方面的阿拉伯人。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当时与安息人和解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为了避开阿拉伯人，罗马人却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冒险越过阿拉伯与非洲之间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Mandeb），利用六月末至九月的东南季节风穿过印度洋，直接到印度商港做生意。20世纪以来，印度及巴基斯坦全境发现68枚罗马金币，其中57枚在印度南部发现，金币大多数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留斯（Tiberius，14－37年）时代的。由此可见，一世纪初罗马商人已来到了印度，连结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经由红海的海路相当活跃。 
　　
　　《后汉书·西域传》又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是罗马帝国第一次与中国往来。据研究，这次航行是163年罗马（大秦）皇帝安敦打败安息后，遣使者由波斯湾乘船经由印度洋直抵中国交趾。因为使者所献的象牙、犀角、玳瑁都是安南产，并非从罗马带来。可见他们是安南登陆，就地采购土产的。 

　　从汉朝方面看，一方面因西域为匈奴阻隔，丝绸不能外运；另一方面，中上层社会也需要得到南海的珍异物产。汉武帝采取张骞的建议，打通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再通往安息、大秦的另一条陆路，但没有成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古代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引者）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为此，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置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隶属交州（包括今广州、广西及越南北部），积极向南扩展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