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这一节记载很重要，它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而且最可靠的史料。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以下几点： 
　　
　　第一，浮屠（Buddha）是被当作神仙，和黄帝、老子一起祭祀的。把浮屠当作儒学所主张的“仁”之神来理解，可见那时的佛教还是刚刚传来，必须依附中国固有的信仰，与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合流。第二，当时佛教还不合法，社会上没有公开信仰，只有某些上层人物私下信奉。第三，在楚王英周围或者在彭城一带有外国僧侣（沙门）和在家信徒（居士）。第四，明帝也闻知彭城地方有桑门和伊蒲塞（优婆塞），所以才下诏将赎罪的缣布施给他们，这也是后世把佛教始传中国的故事假托于明帝的原因之一。第五，当时信徒中间已在进行一种合乎神意的类似斋戒的忏悔法，楚王英所进行的赎罪行为，大概也有迎合神的企图。 
　　
　　明帝下达前述的免罪诏书以后，佛教便合法化了。楚王英便“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学以为符瑞”。因此，永平十三年（70年），楚王英被控告企图谋反，被左迁到丹阳郡泾县（今安徽泾县西北）。楚王英到丹阳并非像押送犯人一样，而是在伎人、奴婢护送下，乘衣车（有蓬车），持刚弓，边狩猎边旅游而去，明帝还赐与五百户食封，处理相当宽大。但永平十四年（71年），楚王英还是在丹阳自杀。楚王英左迁到丹阳郡泾县或许有佛教徒和僧侣随从，如果属实，楚王英的放逐可以说揭开了佛教传到长江以南的序幕。同时以彭城（江苏徐州）为根据地的佛教还向南传至淮河流域，向北传至山东。 
　　
　　至后汉末年，江淮一带佛教大盛。灵帝中平六年（189年），黄巾起义再次爆发，丹阳（楚王英左迁的地方）人槃融聚集数百人投奔徐州牧陶谦，被任命为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粮监督。槃融将利用其职权取得的钱财用于建造佛寺。《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祇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2世纪末叶佛教显著发展，出现了以多层塔为中心，四周围以走廊的真正寺院，以及镀金铜佛像，浴佛会和斋会的原形已经形成。 

　　献帝初平三年（193年），曹操攻打彭城（今江苏徐州），槃融率领男女万人奔赴广陵（今江苏扬州），后又迁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最后被扬州刺史刘繇所杀，佛教也因此传到扬州和江西。 
　　
　　1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彭城一带的佛教从何而来？是从大月氏经由西域陆路还是经由海路直接从印度传来呢？抑或还有第三条路线？ 
　　
　　关于这个问题，梁启超曾下过结论（见本文引论）。他认为佛教不是由陆路，而是由海路传入中国；其最初的根据地不在长安、洛阳，而在江淮。我们同意梁启超的见解，现将其理由归纳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关于佛教初传的汉明帝感梦求法说业已否定，其根本理由是当时与西域交通断绝，赴印度或西域求法的使者无法通过；而且第二条陆路即始自四川的滇缅路，汉武帝以武力开通归于失败，虽然后来明帝永平十一年（69年）建立永昌郡，开通滇缅路，但迟于楚王英信佛的年代。所以，佛教最早不可能经由滇缅陆路入四川，再从四川传到江苏。另一方面，南海航路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代已经开通，使者往返频繁，如《汉书·地理志》所载，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又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所载，平帝元始二年（2年）黄支国来献活犀牛。因此，楚王英所信的佛教只有来自海上，别无他途。 
 五、交广两州的佛教 
　　
　　（一）交州的佛教 
　　
　　秦朝在南越地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统辖两广及越南北部。秦南海尉赵佗以南越独立，至汉武帝时被平定，元鼎六年（前111年）在其地设置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元封中（前110－前103年）又置儋耳、朱崖二郡，均由交州（治今越南龙编）刺史管辖，后交州治所迁至广信（今广东封川县）。三国时交州为吴国领有，孙权为增强国力，积极与南海诸国贸易，出现交趾（今越南河内）、番禺（今广东广州）、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东北）等港口。其中交趾特别繁荣，为罗马与东方贸易的终点，从这里由东京湾海道或取广西陆道，与中国内地交通。前166年，罗马帝马克·奥理略（即大秦王安敦）的使者就是在交趾登陆的。外国商人来这里经商的也不少，据《梁书·诸夷列传》记载，黄武五年（226年），罗马人秦论是外国商人到交趾经商的第一个人，交州太守吴邈派人送他到建业会见孙权。当时交州是东西交通海上的门户，“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 
　　
　　汉末乱世，中原人士纷纷往交趾避难，投奔交趾太守士燮（137－226年）。其统治时期颇有政绩，人民安居，而且学术研究风气自由，儒佛并存。士燮本人钻研儒学，注释《春秋》，但不排斥佛教，曾与印度僧达摩耆域及丘陀罗同出游玩。因此，佛教在这里有成长的土壤。《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记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交趾是海港，胡商一定不少，其中有在佛教徒和胡僧可以想见，他们以佛教礼仪来迎送太守也在情理之中，东汉末年交趾佛教比其他地区兴盛则是事实。冯承钧说：“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输入事在哀帝元寿二年（前2年），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至十八年间（61－75年），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传》后汉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这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 
　　
　　佛教何时传入交趾不详，但从《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可见一斑。其序说：“灵帝崩后，天下忧乱，独交州差安。……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瑟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